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①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践人了。(p.148-149)
    ① 哈努曼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引自哥德《东西诗集》中《给祖莱卡》一诗）(p.149-150)

    马克思：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
    《泰晤士报》在向自己的读者报道这些惊人数字时，大大唱了一阵赞歌，最后一句是：“我们举国幸福，和谐！”但是，该报刚刚大声报告了这个可喜的发现，在英国全国，特别是在它的北方工业区，几乎到处都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成了《泰晤士报》歌颂和谐的赞歌的一个很怪的回声。这些罢工，是剩余劳动力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普遍上涨的同时相对减少的必然结果。（p.151)

    “富有骑士精神的”、以积极反对政府干涉而闻名的、宣扬私人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自由处理的资产阶级学说——ｌａｉｓｓｅｚ ｆａｉｒｅ〔听之任之〕的自由贸易论者，只要工人的私人利益同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总是第一个起来要求政府干涉。(p.152)

    马克思：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
    爱尔兰的每一代农民都为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而作了努力和牺牲，但他们反而直接为了这个缘故而在社会阶梯上下降一级。如果租佃者勤劳肯干，那末正是由于这种勤劳肯干而被加上一层苛捐；如果情况相反，租佃者无所作为，马马虎虎，则被责之为“赛尔特人传统的恶习”。总之，他们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只能沦于赤贫——由于自己勤劳或由于自己不好好干而穷下去。(p.178)

    立法、司法和武装力量——这一切完全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条件阻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无需乎第三种最高势力的暴力干涉的关系。(p.179)

    英国曾经摧毁了爱尔兰的社会生活条件。它先是没收了土地，然后通过“议会法令”扼杀了工业，最后用武装力量摧残了爱尔兰人民的积极性和活力。这样一来，英国就建立了这样一种丑恶的“社会条件”，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贵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p.179)

    不列颠的议会在旧的过时的制度行将使双方——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租佃者——都彻底破产的时候拒绝进行干涉。富有的地主是受到管理抵押地产的委员会的铁锤的打击，贫穷的租佃者是由于被迫外流而被赶走。这使我们想起了摩洛哥苏丹的老故事。这位摩洛哥苏丹不管发生什么争论，他都用双方杀头来解决争端，此外他就不知道其他更“有力的因素”了。(p.181)

    李嘉图这位大不列颠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并没有批驳地主的“权利”，因为他深信地主的无理要求所根据的是事实而不是权利，而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研究法权问题的。李嘉图攻击土地垄断的办法更简单、更科学，因而也更危险。他证明，土地的私有制不同于农业工人及农场租佃者的相应的要求，它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地租——这些关系的经济表现——如能由国家握有，则有很大利益；最后，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p.181)

    最后让我从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著作《社会静力学》一书（１８５１年伦敦版）中引用几段话，这本书也是妄想完全驳倒共产主义的，并且被公认为对现代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的最详尽的阐述。

    正义不允许占有土地，....整个人类对地球表面都有权利，这个权利仍然有效，不管各种各样的文契、习惯和法律如何。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能使大地成为私有财产的方法……土地不应当是个别人的财产，而应当属于大团体—— 社会。务农的人不应当向个人占有者租佃地块，而应当向国家租用。

    由此可见，甚至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决不是英国的地主－篡夺者。(p.183)

    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
    在大多数场合下，工厂工人都明确地声明说：国家，特别是他们的厂主在繁荣时获得的收入，他们有权享有一份。(p.190)

    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为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p.191)

    我奉劝那些仅仅根据英国社会的那种死气沉沉的易患中风的外表来判断这个社会的人们，到这样的工人集会上去深入地看一看那种负有摧毁这个社会的使命的力量。(p.195-196)

    马克思：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
    如果议会禁止老板让工人每天工作１２、１６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末，《泰晤士报》说，“英国将不再是一个自由人的国家了”。这就像南卡罗来纳的某绅士一样，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伦敦法官判罪，就极为愤怒地大叫：“这里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是自由的国家吗？”(p.216)

    如今《泰晤士报》承认，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机器并不会缩短工作日，而是延长工作日；机器先剥夺个体劳动的质量，然后强迫工人用数量来补偿质量上的损失。这样，工作日就越来越长，白天工作又加上夜间工作。只有工业危机才使这个过程中断，那时候就根本不让工人再做工了，工厂向工人紧闭大门，工人要么充分休息，要么上吊，那只好随他的便了。(p.217)

    马克思：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
    英国在东方进行的历次征伐，哪一次也比不上征伐缅甸这样师出无名。....除了要给破落贵族找些营生，像一个英国作家所说的那样，要“在东方修建一座固定的贵族收容所或东方的汉普敦宫”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p.228)

    英国在欧洲所以在采取胆怯的立场，是因为有国债逼着，而它在亚洲的战费却可以让印度居民来负担。(p.229)

    和平内阁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同和平派即曼彻斯特学派保持，ｅｎｔｅｎｔｅ 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这个和平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它只赞成用棉花包和行情表进行的战争。(p.230)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我要指出，坎伯尔先生以鸦片垄断权可以妨碍中国人过多地服用这种药品为理由而维护鸦片垄断权，同时又以酒类垄断权可以大大增加印度的酒类消费量为理由而维护酒类垄断权（印度的酒精专卖证），这种行为是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典型。(p.245)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 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即使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p.246)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p.247)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一点兴趣。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p.248)

    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p.249)

    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p.250)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p.250)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萨尔梯柯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低阶级里的人民“ｓｏｎｔ ｐｌｕｓ ｆｉｎｓ ｅｔ ｐｌｕｓ ａｄｒｏｉｔｓ ｑｕｅ ｌｅｓ ｉｔａｌｉｅｎｓ”〔“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２０８〕；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抵消了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性；他们看来好像天生疲沓，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的军官们大为吃惊。(p.271)

    要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p.251-252)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p.252)

    马克思：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
    政治寡头以为，印度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同印度斯坦传说中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上的那棵神树上的树叶一样，凡是碰到这树叶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差别只在于，轻信的印度人希望从树叶的浆液中取得黄金，而文明的英国人则希望从印度居民的血液中榨取黄金。（p.253-254)

    资产阶级用自己的联合来对抗工人的联合还嫌不够，他们还要请法律干涉，而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p.256)

    尽管俄国的外交善于细致地、巧妙地、熟练地和灵活地找到欧洲的君主、大臣和宫廷的弱点，尽管它非常高明，但是，由于它不了解西欧各国人民自己的历史运动，所以它总是走进死胡同。....俄国的政策以其传统的诡计、奸诈、狡猾可以把欧洲的宫廷（它们自己也只不过是过去的传统罢了）捉进自己的圈套，但是，它在对付革命人民的时候却是完全无力的。(p.262)

    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西方文明好比太阳，不经过这道桥就不能绕过世界；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也就不能通过这道桥。君士坦丁堡在苏丹的手里只不过是暂时归他占有留待革命来取的抵押品，而西欧现在的这些统治者们——他们认为自己的“秩序”的最后一个支柱在涅瓦河畔——也只能使问题悬而不决，一直到俄国面对着他的真正的敌人——革命为止。推翻西罗马的革命也将战胜东罗马的邪恶势力。(p.263)

    马克思：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在国内丧失的自由是不能用在国外获得的荣誉来补偿的。(p.278)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末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p.280)

    他们不愿让他们的工人建立同类的组织与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这种组织分庭抗礼。他们想用组织集团的垄断权来巩固资本的垄断。他们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工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人与他们争论。他们想成群结队地进攻，但希望别人单枪匹马地反抗。用曼彻斯特的激进派和典型的自由贸易派的语言来说，这叫做“诚实的竞争”。(p.284)

    马克思：致《人民报》编辑
    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完全正确。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现而表示大惊小怪。(p.328）

    马克思：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应该与黄金储备相符合，这种想法是十分虚妄的。如果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储备增加，不言而喻，这个银行就将竭尽全力扩大它的银行券的流通，但是，经验教导我们，这是没有用处的。

    认为在黄金外流时国内货币流通量就要减少的假定也同样是错误的。

    但是，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衡量银行偿付能力的最好尺度是市场贴现率，而确定实际由银行进行的业务量的最准确的指标是贴现期票的周转额。（p.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