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表明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瓦盖纳（《十字报》的）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弗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象对进步党人（注5）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特•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对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愈来愈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一个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注6)，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词（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词）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之流的先生们。（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

    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的。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信徒的反对，因为他们：（１）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２）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这是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的那种“现实”。(p.454-459)

    （注1）米凯尔，约翰（１８２８—１９０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起是自由党人，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１８５９），鄂斯纳布鲁克市市长（１８６５—１８７０、１８７６—１８８０），１８６７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之一，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和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后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注2）民族联盟是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５—１６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在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形成后，该联盟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宣布自动解散。
    （注3）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ｌ１７４９—１７９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
    （注4）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
    （注5）进步党人是１８６１年６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

    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发生在１８６０年２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下院批准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１８６２年３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１８６２年９月底，组成了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１０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１８６６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
    （注6）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联合和罢工的工商业条例以及１８５４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

    所谓“奴仆规约”是十八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地对待农奴。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０日于曼彻斯特

    有一个姓“冯•施韦泽”的法兰克福的律师，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报，邀请我们为它撰稿。因为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要参加编辑部，我们也就答应了。但是，后来这份报纸开始宣传令人难以忍受的对拉萨尔的迷信，同时我们也已经确实获知（哈茨费尔特老太婆告诉过李卜克内西，要他按照这个方针办事）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比我们过去怀疑的还要密切得多。他们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协定，这个协定走得这样远，以致规定拉萨尔要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去发表关于把这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的演说，而俾斯麦给的只是关于实行普选权之类的并不肯定的诺言，以及关于联合权和社会性质的让步、国家帮助工人合作社等方面的比较肯定的诺言。愚蠢的拉萨尔没有从俾斯麦那里得到任何保证，相反地，一旦他没有了用处，人家就会把他毫不客气地关进监狱。《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先生们全知道这一切，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越来越起劲地宣传对拉萨尔的迷信。此外，这帮家伙还被瓦盖纳（《十字报》的）的威胁吓倒了，于是就去巴结俾斯麦，向他献殷勤，种种丑态，不一而足。这太不象话了。我们发表了附去的这篇声明，就退出了该报，李卜克内西也跟着退出了。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声明我们不属于社会民主党。当然，这样革出教门，我们毫不在乎。(P.465-46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１８６５年３月２９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７号

    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时，我也曾经由于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而感到惊奇。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最可耻的是它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奴隶制都是不起作用的；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能够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要求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发展中必须消除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崩溃并且最后走向消灭——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并且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以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象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洲西部的天然肥沃的极其富饶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末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这个总体的何个别部分都是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p.469-471)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甚至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１８３８年出现的）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p.471-472)
    (注)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１８２８—１８７５）——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马克思致莱昂•封丹    １８６５年４月１５日于伦敦

    我认为，一切事情的真正的罪魁就是同我们总委员会作梗的那个自命为意大利爱国者的、但是又同无产阶级利益顽固敌对的人，（注2）而如果不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共和主义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的新形式。据他的最盲目的工具之一供认，难道他不是竟然要求从我们的《宣言》的意大利译文中删去所有敌视资产阶级的句子吗？(p.474)
    （注1）封丹，莱昂——比利时新闻工作者，民主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６２—１８６５年是赫尔岑的《钟声》法文版发行人；１８６５年为国际总委员会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代表。
    （注2）马志尼。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６５年５月２７日以前于伦敦］

    资产阶级报纸至今还在骂我们，因为阿•林肯对祝贺他再度当选的各种贺信的回信中，只有对我们那封贺信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p.478)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１８６５年７月３日于［伦敦］少女塔

    我这个人在决定一件事情以前总要想上两遍。(p.480)

    马克思致南尼达•菲力浦斯     １８６６年３月１８日于马尔吉特兰塞尔街５号

    对于执政的英国寡头，从来没有哪个人认为他们会对“人类的全部疾苦”表示丝毫同情，但是关系到母牛和公牛的时候，他们却大动感情。在议会开会的时候，上院和下院这两院的畜牧业巨头议员们猛烈地向政府进攻。他们所有的发言都象是翻译成英文的牛群叫声。他们不象善良的皇帝维斯瓦米特拉那样，“想通过斋戒和战争弄到瓦西施塔的母牛”（注1）。相反地，他们抓住了牺牲人民把牛的疾病变为“叮当作响的金钱”的时机。(p.505)
    （注1）海涅诗集《归乡集》中的一篇。
    （注2）指１８６６年２月６日英国议会开幕那天开始的，围绕提交议会讨论的关于在发生兽疫时给予牲畜主人以金钱补偿的法律草案进行的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于２月２０日以通过该项法律而结束。

    当我迫不得已而长时间没有出席国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马志尼费了很大的劲掀起一种暴乱来反对我的领导。“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关于托尔贝克（注1）说的一句话：“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但是，一旦认真地做我认为是重要的事，我这个“不安分的”人当然不愿意让步。马志尼这个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死敌，非常嫉妒地注视着我们协会的成就。我粉碎了他想把协会变成他的工具并把他自己制定的纲领和原则宣言强加给协会的第一次尝试。他在这以前在伦敦工人阶级当中的很强烈的影响，已经化为乌有。....他想要人们承认他是“大陆上民主运动”的“领袖”（显然，要靠上帝保佑）。他在这方面做得十分起劲，因为他非常讨厌我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体现着最可怕的“唯物主义”。整个这场戏是在他们确信疾病使我无法出席以后背着我演出的。英国人动摇了，而我，尽管身体还很虚弱，还是在奥尔西尼(注2）先生的陪同下赶去参加了下一次会议。奥尔西尼根据我提的问题向他们宣称，马志尼甚至失去了他在意大利的影响，而且就他的过去和他的成见来说根本无法理解新的运动。我们所有的各国通讯书记都支持我，如果你，我们的荷兰书记（注3）出席的话，我相信你也一定会投票赞成你的忠实的仆人和尊敬者。不管怎样，我已经彻底战胜了这个厉害的敌人。（p.506-507）

    （注1）托尔贝克，杨•鲁道夫（１７９８—１８７２）——荷兰政治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领袖，政府首脑（１８４９—１８５３、１８６２—１８６６ 和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注2）奥尔西尼，切扎雷—— 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６７），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想。
    （注3）南尼达•菲力浦斯作为国际的荷兰支部的成员，在她给马克思的信中总是详细地报道荷兰发生的事情，所以马克思戏称她为荷兰书记。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６６年８月１３日于伦敦

    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此外，您这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期望我象唯心主义者那样对待我女儿的未来。您作为一个如此讲求实际以致主张取消诗的人，一定不愿意沉湎于诗中来损害我的女儿。(p.531-532)

    您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且无论对您或对她来说都需要长期考验。(p.53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６年８月２３日于伦敦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留在欧洲并完成我已经从事多年的著作。

    我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我这部著作所能提供的东西比我个人参加任何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工作都更重要。(p.523)

    至于专门谈到德国，那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种符合于改变了的环境的办法来利用革命热情。(p.523)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６６年８月３１日［于伦敦］

    不论克里默或是奥哲尔，（注）他们两人都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那里违背我们的意志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p.526)
    （注）克里默，威廉•朗达耳（１８３８—１９０８）——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１８６０），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１８６４—１８６６），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８６）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后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

    奥哲尔，乔治（１８２０—１８７７）——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会，１８６２—１８７２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和主席（１８６４—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后来继续大肆诽谤国际领导和公社参加者。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９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一个人在处于绝望的境地时，有时是会感到有必要向人倾吐胸怀的。但是他只是对他特别信任的人才会这样做。我对您说实话，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妨碍我去最后完成我的著作，而不是由于任何个人的或家庭的原因。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末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状况。(p.530)

    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是给伦敦代表拟定了一个纲领。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因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人数同他们的会员人数是根本不相称的。(p.530-53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１３日星期六于伦敦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p.535-536)

    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中自以为表达了我的论述的“精神实质”，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错误”，因为我有时引证光凭记忆，没有核对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p.536)

    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      １８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于伦敦

    衷心感谢您寄来的葡萄酒。我自己出生在酿葡萄酒的地区，过去还是葡萄园主，所以能恰当地品评葡萄酒。我和路德老头一样，甚至认为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没有无例外的规则）。(p.538)

    象拿破仑政体这样的建筑在社会上两个敌对阶级的精疲力竭上的政体，以普遍的腐化堕落为代价换取某种物质上的进步。幸好工人群众是不可能被腐蚀的。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p.538)

    [美国]北部的工人终于清楚地理解到：在黑人的劳动被打上屈辱的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永远不能解放。(p.539)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６７年４月１７日于汉诺威

    全书将分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p.542-543)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１８６７年４月３０日于汉诺威

    想到我已给我们党物色到一个原则性很强的能干的人，那末最坏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补偿。此外，您的来信也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真挚的友谊，您会了解到，当我正在和（官方的）世界作最艰苦的斗争的时候，我是决不会低估这种友谊的。(p.543)

    那末，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p.544)
    （注）迈耶尔，齐格弗里特（１８４０左右—１８７２）——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工程师，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１８６４年自己出钱在德国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国际会员；１８６６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毕希纳     １８６７年５月１日于汉诺威

    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p.545）
    （注）毕希纳，路德维希（１８２４—１８９９）——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由党人；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１８６７）的参加者。

    马克思致劳拉•马克思    １８６７年５月１３日于汉诺威

    你知道，我的性格是不大喜欢“感情外露”的，我习惯于闭门不出，懒得写信，懒得活动——换句话说，我象古古（注）所说的是一个胆小的男人。(P.548-549)
    （注）爱琳娜•马克思。

    尽管谁也不能在自家的粪堆上（象征地说）成为先知，但一个人很容易被别人估计过高，他们不是胡乱议论，就是胡乱吹捧，从一个很平常的人身上他们想找到什么就能找到什么。（p.549）

    这里的生活太低级。这是小人儿的命运，你无须往高处站，就能感到象格列佛到了小人国一样。(p.550)

    但是，某种东西正在成熟。德国各大中心的工人阶级，在开始采取比较坚定和强硬的态度。总有一天，这里会大干一场的！(p.550)

    马克思致奥古斯特•韦莫雷耳 １８６７年８月２７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１号

    如果说约翰逊总统——他是前奴隶主们手中的肮脏工具（尽管您非常天真地把他变成了第二个华盛顿）—— 搅乱外交事务，在国外吹牛夸口，力图以此博得某种声誉，那末要知道，美国佬不是孩子也不是法国人。单凭所有这些试探的倡议出自约翰逊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些试探没有任何重大意义。(p.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