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关于国有土地如何变化（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拿破仑时代和王朝复辟时期归还了贵族，而另一部分在１８２６年以后由贵族用流亡者的十亿资金买下了）和小农地产如何重新达到１８３０年的极盛时期，可以看阿韦奈耳（注）的《革命星期一》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p.124-125)
    （注）阿韦奈耳，若尔日（１８２８—１８７６）——法国历史学家和民主派政论家，写有许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方面的著作。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２日于伦敦

    现在工人阶级才刚刚有些动起来，一旦它真正在这里行动起来，就会给这些先生中的每一个人指明位置和地位：一部分在运动之内，一部分在运动之外。这是幼稚病的阶段。（p.129）

    我不能按照争取妇女权利的太太对我们的要求向她们献殷勤：她们如果要争得男人的权利，就要允许别人以对待男人那样对待她们。(p.130)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讨厌自己的脸而把鼻子割去，这无疑也是一种政策，但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p.139)

    没有人要求他去阻挡潮流，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阻挡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座光明之城的居民已经很明显地证明他们这二百万人“大部分是傻瓜”（象卡莱尔所说），但这不是我们也应当成为傻瓜的理由。如果巴黎人没有别的办法成为幸福的人，那就让他们变成反动派吧——社会革命将撇开他们继续前进，当革命成功时他们就会大叫：“唉，奇怪，它已经成功了，而且没有我们，谁能想到这一点呢！”(p.140)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于伦敦

    现在把《新时代》的文章（注1）寄回，附上一些粗略的评语。主要的缺点是缺乏好材料：被庸人奉若神明的泰恩和托克维尔（注2）在这里是不够的。如果你在这里写这一著作，那末你就会找到完全不同的材料，即比较好的第二手材料和大批第一手材料。(p.144)
    （注1)卡•考茨基《一七八九年的阶级对立》。
    （注2）泰恩，伊波利特•阿道夫（通译泰纳或丹纳，１８２８—１８９３）——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理论家和文学研究家，所谓文史派的代表。托克维尔，阿列克西斯（１８０５—１８５９）——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这里指伊•泰恩《现代法国的起源》；阿•托克维尔《旧制度和革命》。

    像往常一样，资产者这一次也胆小如鼠，不敢捍卫本身的利益；从攻破巴士底狱以来，平民曾不得不为资产者完成种种工作；如果平民在７月１４日、１０月５—６日直到８月１０日、９月２日等等不进行干预，旧制度每一次都会战胜资产阶级，同宫廷结成的同盟就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可见，只是这些平民把革命完成了。但是这样做，就不可能不发生下列情况：这些平民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中加进了它原来没有的意义；他们从平等和博爱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这些结论把平等和博爱这类口号的资产阶级意义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意义达到了极端，正好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当问题涉及要创立某种直接同这种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对立的东西，而且象往常一样——由于历史的嘲弄——平民对革命口号的这种理解变成了实现自己的对立面，即实现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剥削中的博爱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时，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就必然只不过是一种梦想。（p.145-146）

    至于谈到恐怖，那末，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在三种倾向的这一冲突中，罗伯斯比尔获得了胜利，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６月２６日，在弗略留斯之役（注）中，茹尔丹使整个比利时拜倒在共和国脚下，因而恐怖就失去了立足之地；７月２７日，罗伯斯比尔垮了台，开始了资产阶级的狂欢暴饮。(p.146-147)
    （注）在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法国元帅茹尔丹，让•巴蒂斯特（１７６２—１８３３）统帅的法军击溃了科堡公爵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队能够开进并占领比利时。

    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这一公式过于确定地表现了当时平民的博爱渴望。在公社倾覆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巴贝夫（注）使这一点具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以前，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说具有博爱渴望的公社来得太早了，那末巴贝夫就来得太晚了。(p.147)
    （注）巴贝夫，格拉古（１７６０—１７９７） （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法国革命家，杰出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平均派”密谋的组织者。

    在奥地利，封建主义的淫乱也必定让位给资产阶级的淫乱。在前一种情况下，国王及其亲属对自己臣民的妻子表示尊敬，最仁慈地同她们发生肉欲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给予宠爱的人不得不在决斗中或者在离婚诉讼中对受宠爱的女方的丈夫或她的兄弟做出回答，等等。(p.147)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５日于伦敦

    法国人不时地犯波拿巴热，而且这次比上次还更厉害。他们一定会自食其果，这是一个历史规律，而且他们大概会在自己的大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自食其果的。这就是历史的讽刺！(p.162）

    至于战争，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可能性。....这场战争将卷入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士兵，仅仅为了供养这些士兵就会造成空前的破坏。这场战争将使我们的运动遭到暴力的普遍的镇压，使所有国家的沙文主义加剧起来，归根到底使衰竭现象比１８１５年之后的反动时期还要厉害十倍，而反动时期是建立在伤尽元气的所有各国人民极度贫乏的基础上的。与所有这一切对比，这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革命的希望却极小，——这使我感到可怕。对我们德国的运动来说尤其可怕，这个运动会被暴力破坏、镇压、扼杀，而和平却能使我们取得几乎是肯定的胜利。(p.163)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7日于伦敦

    办事要象成年人那样，而不能象宠坏了的孩子那样，既要吃蛋糕，又要蛋糕不咬掉。(p.166)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5月7日于伦敦

    再过半年，我们可能会遇到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比利时和瑞士的中立将首先完蛋，如果战争真的大打起来，那末我们唯一的前景就是，俄国人被打败，然后起来革命。法国人只要同沙皇结盟就不可能起来革命——否则将是叛国。如果没有革命来制止战争，任其打下去，那有英国参加（如果英国参战）的一方就会胜利。因为，这一方可以在英国帮助下切断对方从国外来的粮食供应而饿得他们坚持不下去，现在整个西欧都需要粮食。(p.192)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于伦敦

    十分清楚，人们会跟那些知道干什么的人走，而不跟那些不知道干什么的人走。（p.19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6月8日于伦敦

    问题主要是在于：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也是我大力进行工作的原因。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而策略也还是过去那一套。(p.222)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6月11日于伦敦

    可能派和海德门派通过他们的代表大会，竭尽全力地企图钻入新国际的领导岗位，这就使得我们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这是过去国际分裂的重演，现在它使人们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巴枯宁的信徒，打的旗帜是不同了，但是他们的装备和策略全是老一套，他们是一伙企图使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他们个人目的的阴谋家和骗子；另一边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向世界证明，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派”（是他们给我们起了这个名字，他们会气疯的！），他们被摈弃了，只有海德门去安慰他们。(p.226)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6月15日于伦敦

    现在这两个代表大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的代表大会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另一个代表大会则都是些还没有超出工联主义的人（因为不外是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所以，两个代表大会要合并还很成问题。

    但是，既然已不由我们地分成打着两面不同旗帜的两个阵营，那我们就要捍卫社会主义旗帜的荣誉。(p.230-231)

    他们倒是热切希望我们承担分裂的罪责。这种分裂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因为只有分裂才能使他们表面上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迎合他们去挑起分裂，这就等于给他们以新生。(p.231)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９年７月４日于伦敦

    由于[《资本论》]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不容置辩的学术著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在出版这一卷时，要使全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p.236)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7月5日于伦敦

    一味追求联合，会使主张联合的人走上一条最终和自己的敌人联合而和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分离的道路。(p.239)

    您写信告诉我的关于香槟的葡萄种植者的事非常有趣——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现在破产得很快！(p.23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7月17日于伦敦

    在合理条件下的联合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人受这种热潮影响，却高喊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联合。(p.242)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7月20日于伦敦

    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p.24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8月17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4号

    现在，这里可望成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组织会逐渐破坏社会民主联盟脚下的阵地，或者把它吃掉。同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那里全是些无政府主义者，而莫利斯是他们手中的傀儡。（p.248）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４号

    码头工人是悲惨的人中最悲惨的人。

    这些偶然凑合在一起的、每天都有变动的群众能够形成一支四万人的团结力量，能够维持纪律，使强大的码头公司感到恐惧。我能活着看到这种情况真是高兴。这个阶层能够组织起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伦敦无产阶级的这个一向被熟练工人的工联瞧不起的阶层能够组织起来，这就给外地做出了榜样。(p.253-254)

    小商贩和诸如此类的人将被挤到次要地位。东头的工人一定能够创造出自己本身的典型，并且由于组织起来一定能够赋予它一种威望，而这对于运动是具有巨大意义的。(p.254)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8月27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４号

    谁要是象布朗热主义的布朗基派那样相信，支持了布朗热就可以在议会得到几个席位，谁就等于是为了煎一块肉排而烧掉一个村子的无知的狂热者。(p.258)

    另一件大事是码头工人罢工。正如你所了解的，他们是东头所有“悲惨的人”中最悲惨的人，是各行各业中遭到破产的人，除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处于最底层。这些可怜的忍饥挨饿的、破了产的、每天早上为了得到工作而互相打架的人，竟然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出动四、五万人，吸引东头一切与航运业有关的行业的人们参加罢工，坚持一个多星期，使那些有钱有势的码头公司感到害怕，——这是一种觉醒，我能活着看到这种觉醒，感到很自豪。(.259)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9月9日于伦敦

    小民族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只能起次要作用。(p.26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9月26日[于伦敦]

    码头工人罢工规模很大。这次罢工杜西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而且有人已经对她因此赢得的地位表现出嫉妒。(p.270)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10月3日于伦敦

    布朗热主义就要完蛋了。我觉得这很重要。现在是波拿巴主义狂热的第三次发作。第一次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波拿巴，第二次是一个冒牌波拿巴，第三次这个人甚至连冒牌波拿巴也不是，而简直是冒牌英雄、冒牌将军，一切全都是冒牌的，他主要的就是他那匹黑马。但是，即使他是这样一个骗子，事情也是危险的，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但是这次很厉害的发作，危机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期望法国人民不会再犯这种凯撒主义的狂热病。这表明法国人民的体质比１８４８年结实了。(p.273)

    如果发生战争，就要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告别。那时，我们到处都会被镇压，被瓦解，失去行动自由。(p.273)

双方的力量几乎是相等的，因而英国不论加入哪一边都会使天平倾斜。这种情况在今后两三年内都将如此。但是，如果战争晚一点爆发，我敢打赌，德国人会一败涂地。(p.274)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10月17日于伦敦

    自从码头工人罢工以来，杜西完全成了东头的人，她组织工会，支持罢工，上个星期日我们根本没见到她，因为她早上和晚上都要演讲。这些由非熟练的男女工人组成的新工会，和那些旧的工人阶级贵族组织完全不同，不会陷入同样的保守习气；他们都太贫穷，太软弱，由极不固定的人所组成，因为在这些非熟练工人当中，任何人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改变自己的职业。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所有的男女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的鼓动者。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里运动的真正开端。(p.281)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您的著作特别使我个人高兴的是，它表明又出现了一个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这种人在德国的青年一代中非常少见。倍倍尔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但党的实际工作只能让他在运用理论到实际活动中去这方面表现他的这种优良素质。....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因此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有了新的同行。(p.283)

    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非象他在自己的《唯一者》一书中对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坏，不过多少带点学究气，这是他在教书的年代里养成的。我们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很多辩论，他当时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一个错误开始的：存在作为无表现出来，因而同自身发生对立，它不可能是本原；本原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本身已经是存在和无这两者直接的和天生的统一，而这种对立是以后才从中发展起来的。 施蒂纳认为，本原是“Ｅｓ”（ｅｓｓｃｈｎｅｉｔ，ｅｓｒｅｇｎｅｔ），（注）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同时既存在又是无。看来他以后毕竟了解到，从这个“Ｅｓ”中所得到的，就象从“存在”和“无”中所得到的，同样是什么也没有。(p.286)
    （注）《Ｅｓ》一词——“它”、“这”、“某物”——在德文中用来组成一些无人称短句：“ｅｓＳｃｈ-ｎｅｉｔ”是“下雪”；“ｅｓｒｅｇｎｅｔ”是“下雨”。

    使施蒂纳获得再生的是巴枯宁，....蒲鲁东说的那种无害的、单纯语源学的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国家政权），如果不是巴枯宁把施蒂纳的“暴动”(注）的大部分吸收到它里面去，那它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也成了十足的“唯一者”，他们唯一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两个可以和睦相处的人。(p.287)
    （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圣麦克斯》的《暴动》一节对施蒂纳所鼓吹的“暴动”进行了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４３７—４５２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

    我感到很不愉快的是年轻一代在理论方面也比较弱。但现在出了一个小施米特，....如果他仍旧象迄今为止那样谦逊（妄自尊大是目前最讨厌和最常见的通病），那就可能获得较大的成就。（p.298)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９年11月16日于伦敦

    你把[贝朗瑞的歌谣]《参议员》这种几乎是世界上最难译成英文的东西译出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你翻译时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放荡不羁的味道，甚至非常接近原文的明快。而且从题材到格律都很难翻译，因为，第一帝国的参议员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你是男的，我就会说：Ｍｏｌｏｄéｔ(注)（好样的），可是我的俄文还不够好，不知道这个词（大致相当于英文的：ｙｏｕ’ｒｅａｂｒｉｃｋ！）是否能变成阴性的Ｍｏｌｏｄｔｚａ′（注）！(p.303)
    （注）这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

    杜西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明天她一整天都不在这里，下午和晚上要作两次演说。(p.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