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里也开始感觉到了。由于塞尔旺因病辞职，国民公会根据罗兰的推荐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帕希接替他。帕希希望做个独立的人，而且，他同雅各宾派经常有来往。帕希是一个很好的爱国者，但是一个糟糕的陆军部长。吉伦特派指责他变节，从而加剧了长期以来对罗兰的指责。

    阿西涅。有关举行宗教仪式的法律（参看第93页）。粮食法令（见勒瓦瑟尔的演说，第94页及以下各页）。

    在通过食品法令以后不久便进行了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辩论。这事又引起一场激烈争论。

    1793年1月底。也象此次大会开始时那样，毫无根据地表现出敌意。但是，大会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岳派从防守转入进攻。党派斗争白热化。

    “人们感到，从此以后，只要两派中的一派没有被完全消灭，就不可能着手组织什么共和国。米歇尔•勒佩莱蒂埃－德圣法尔若的惨遭杀害，导致一场辩论和两个极端党派的公开决裂。”

    对吉伦特派的阴谋、蛮不讲理和沽名钓誉感到厌烦的沼泽派，常常同山岳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罗兰的辞职被接受。

    1月28日。比佐就一个记者被捕事件发言指责社会保安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除吉伦特派外还有山岳派的塔利安、沙博、巴齐尔），并要求解散它。

    “吉伦特派有一个习惯：宁可断送机构，也不让它在对方手中兴旺发达。” （第84—103页）

    3月8日。杜木里埃统率的军队在比利时失利引起强烈的愤慨。派出委员到巴黎各区以及各省去号召公民拿起武器。

    3月9日。委员们送来报告。纷纷要求保证防止国内搞阴谋。通过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一切卖国贼、阴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不许上诉的法令。首都大骚动。戈尔萨斯印刷所被捣毁，他被迫逃亡。人民情绪如此激昂以致要求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命令面包师返回面包房，邮政官员恢复发送电报。

    3月10日。关于组织革命法庭的辩论。

    巴黎大骚动。国民公会晚上9时举行会议。右边的席位几乎全部空着。午夜过后，聚集在爱丽舍园的人群的情绪具有暴动性质。人们闯入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号召起义反对国民公会。这些建议遭到了山岳派的拒绝。

    3月11日。关于革命法庭的法令。
    3月12日。马拉反对3月10日事件。
    3月13日。吉伦特派就3月10日事件发出怨言并进行攻击。

    “巴黎3月10日的骚动是各个党派引起的，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参与鼓动人民的情绪，他们煽动这种情绪，是要把人民推向极端。3月10日的那些场面就是这种过分激动的必然产物。出席会议的只有山岳派，它在几个小时内使具有威胁性的骚动平息下来。帕希和桑泰尔［……］由于热心工作而受到赞扬。马拉和杜布瓦－ 德克朗塞使两个俱乐部—— 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情绪安定下来，说服他们放弃了他们那阴暗的计划。马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3月10日骚乱的倡导者；他敦促通过一个指责首倡者之一美国人富尼埃的法令。拉苏尔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在3月12日的会议上大受赞扬。最后［……］不顾通常对‘人民之友’所表现的可憎的偏见［……］一致通过了对一个右派代表（正是此人在这次会上侮辱了马拉）进行谴责的决议并记录在案。”［第122—123页］

    公安委员会刚刚成立时，其成员大多是吉伦特派。
    3月10日过后不几天，吉伦特派便竭力把责任推到山岳派身上。

    “急风暴雨式的会议已成为国民公会的家常便饭。吵吵嚷嚷的场面［……］旁听席上的听众常常卷入这类使会议中断的吵闹。吉伦特派于是开始大叫大嚷，说他们在巴黎已感到不安全；他们向外省的军队求援。山岳派方面则指责对方鼓吹内战。日日夜夜就在这种可悲的辩论中消逝了。”［第127页］

    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各方都曾承认代表的不可侵犯性。右派首先背离这条规定。加代带头对马拉提出控告。立法委员会起草了起诉书［……］并事先定罪。革命法庭一致宣告马拉无罪，人民大众凯旋般地把他护送回国民公会［第127—129页］。

    这个事件引起了重大后果。代表间的党派冲突被赋予了诉讼形式。对马拉的审讯成为5月31日事件的前奏。

    3月18日。杜木里埃在涅尔文登近郊失败。他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件包含对国民公会的侮辱（丹东对杜木里埃的意见，第133页）。吉伦特派则对他的粗暴无礼的信件喝采。

    3月29日。杜木里埃的又一封来信引起极其强烈的不满。命令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的决定。杜木里埃叛变。

    4月3日。拉苏尔斯竟敢宣布丹东是杜木里埃的同伙（第137页）。丹东向吉伦特派宣战。丹东的演说获得巨大的效果。在这之前，丹东一直谋求大会的两派和解。

    “尽管他身居山岳之巅，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沼泽派的领袖。他经常责怪山岳派狂热，反对罗伯斯比尔猜疑；他公开谋求吉伦特派支持山岳派，以便通力拯救共同事业，而不是同吉伦特派交战。就在拉苏尔斯攻击他的前几天，丹东还在同右派主要领袖磋商；他们达成协议要一致行动并且只考虑同外国人和贵族作斗争。整个山岳派都爱丹东，但是多数人认为，他打算使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结盟是错估了形势。”［第143页］

    “4月底5月初，辩论具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这已经不是在讲台上的唇枪舌战，而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了。双方为了胜利，都开始到会外寻求支持。但是［……］尽管有这些内部纷争，山岳派仍认真从事法国的事业，而吉伦特派想的只是消灭它的政敌，完全放弃了行政管理权。在这两个月中，研究了最高限价问题。［……］右派采取诋毁的办法反对这个措施。它指责说这侵犯了财产私有权并威胁到私有主的生活。这种振振有词的声明目的在于挑动中产阶级起来反对山岳派……最高限价通过了。”［第147、150页］

    吉伦特派在问题涉及党派纠纷时，例如在讨论控告马拉、三月骚乱、各区的请愿、十二人委员会等问题时总是得到多数。山岳派则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即在关于最高限价、革命征兵所需的资金、特别法庭、强制公债等等问题上得到多数。在辩论最高限价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杜科站在讲台上谴责那些拟议的措施并把长裤汉同中产阶级对立起来时，从一处旁听席上发出了可怕的喧嚣声。加代要求把国民公会的会议移到凡尔赛去举行。右派大声表示赞同。勒瓦瑟尔建议坚持议事规则并撤销旁听席。右派反对。菲力波、丹东、拉克鲁瓦徒劳无益地要求大会考虑它的尊严，考虑它的迫切责任。他们徒劳无益地呼吁不要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中断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吉伦特派势必发泄一通才会冷静下来。热烈的辩论。对巴黎政权的攻击。以外省要报复相威胁。
   
    就这样，在问题涉及导致人民起义的利益的时刻，响起了内战的警钟。有人想挑动人民的两个阶级互相残杀。山岳派同人民群众的党派并肩前进，在人民群众中有的是强劲的双手、坚毅精神和矢忠矢诚［第152—153页］。

    万第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内战。需要招收新兵，需要新的国家开支。丹东、德穆兰、菲力波、库通寻找取得这一切的方法。唯一可能满足迫切需要的手段是将国家财产投入流通。向有多余资金的公民发行强制公债（参看第161页及以后各页）。

    吉伦特派谴责山岳派的措施，但是他们从没有提出别的什么计划来同它们抗衡。他们根本没有干什么事。（p.37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