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四条汉子”冤案使国歌停唱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本身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有了毛泽东的评价“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后，影响更大更深远。鲁迅的话，在“文革”中成了经典。鲁迅关于“四条汉子”的文字，在“文革”中被广泛引用。“四条汉子”就是田汉、阳翰笙、周扬、夏衍。“文革”中，“四条汉子”不是被整死，就是整残。田汉被打成“黑帮分子”遭到监禁、直至迫害致死，致使国歌10多年不能使用。

　　鲁迅为什么提出“四条汉子”？首先是对田汉、周扬不满。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四条汉子”同为左翼文艺阵线的领导者。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当时田汉、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

　　鲁迅对田汉和周扬等人不满，是由一系列小事积累而成的。

　　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后来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难怪茅盾对此也忿忿不平：“‘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毕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1936年，随着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田汉等人的裂隙加深，特别是在“左联”解散问题上，以及关于“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而又因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最终导致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和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他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其中特别提到了一年多前他与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在内山书店的那次见面。鲁迅显然是带着很大的反感来描述的：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即夏衍，作者注）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作者注），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以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便是影响深广，特别是“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极高的“四条汉子”的典故所在。关于“四条汉子”，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是鲁迅语言风格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调侃，是一种幽默，也是一种嘲讽，是鲁迅心有不满的一种发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的文字为由头，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田汉就被打为黑帮头子。自然，他作词的歌都不能唱了，国歌也只在接待外宾时演奏曲子。后来，连曲子也不放了。电台、电视台大放特放《东方红》，在十年浩劫中《东方红》实际成为了“代国歌”。江青多次阴谋修改国歌，但参与者都无心无力。

　　1967年初，一个由军人控制的“田汉专案组”成立。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日子里，田汉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接受专案人员的审讯和逼供。当专案人员逼他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头说来”，详细叙述当时的事实。由于叙述之详细，且多有细节的描写和形容，也如同小说一般，以致专案组中的善良人也为之感动，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是一位善于形象思维的艺术家。在那段漫长难熬的日子里，田汉这位年逾70的老人，能见到外面世界的机会是他被拉出去批斗之时。一次，批斗会在故宫举行，田汉被押上当年供慈禧太后看戏的戏台上，接受造反派粗野的围攻和辱骂。那次批斗让田汉羞辱难言、感慨万千！他自问：“我一辈子搞戏，视戏剧艺术为生命之一部分，如今竟在戏台上受辱！”“我的戏剧生命是1920年在东京‘有乐座’舞台上开始的，难道在1967年就结束在这故宫的戏台上吗！?”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田汉病倒了，糖尿病、肾病、心脏病一起爆发，他被送进北京301医院，没有人知道这个老人是田汉，医护人员只知道这是一个“要犯”，日夜有卫戍区战士看守，不时地有人来审问、逼供。

　　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悔恨去世了！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它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死亡证上的名字是“李伍”。他死时，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间之时，大街上的高音广播里正响着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这正是1934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当年大街上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但不管怎么说，国歌虽然停唱了，但《毕业歌》在为田汉送行。

    国歌的修改和恢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外事活动的增加，使用国歌的地方逐渐增多。由于来不及对“文革”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初，重写国歌的任务分配到各省、军级单位，由各单位分头去创作。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歌词中有“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内容，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此后，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人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纠正了“文革”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田汉的冤案也得到昭雪平反。

　　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经反复研究，宪法修改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49年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庄严通过现行宪法的同时，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将产生于乱世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能唤起人民内心的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