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每当人们耳边响起《黄河大合唱》那激情澎湃的解说，响起那雄浑壮阔的乐章，就会想到抗日战争，想到诗人光未然（原名张光年1913—2002），想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即便70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津津乐道于当年创作《黄河大合唱》的前前后后，感动于“黄河身边”发生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黄河是最好的灵感来源

　　1937年10月，在“七七事变”发生后3个月，诗人光未然带着1935年在武汉创建的拓荒剧团，在湖北一带演出抗战歌曲和话剧。他们第一次下乡演出的剧目便是由光未然创作的《阿银姑娘》，该剧的序曲《五月的鲜花》随着抗战烽火已成为了当时在全国传唱的抗日救亡歌曲之一。不久，拓荒剧团被编入抗敌演剧第三队，后经周恩来批准，光未然带领着队员乘火车从武汉出发前往山西。

　　1938年10月30日一早，抗敌演剧队趁着晨曦未露启程，准备从那里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那时，渡河的唯一通道是壶口下游的圪滩渡口。那天，抗敌演剧队一路攀登爬高，临近中午时分，忽听雷声滚地而来。万里晴空，哪里来的雷声？这时，赶牲口的老乡手指向东方，说这响声来自山那边的壶口。他们从顶峰曲折下行了一段路程后，看见远处的黄河面上笼罩着大团翻滚不停的水雾……这里的黄河被横阻的山峡断成了上下两节，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下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

　　第二天上午，抗敌演剧队登上了渡船。只听得一声吆喝，40来个打着赤膊、肤色赤黑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地从岸上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他们的动作矫健敏捷，有秩序，有纪律，就像一支即将投入战斗的军队。由于水势湍急，渡船始终逆流朝东北方向上行。行进中，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这一曲又一曲的船工号子给了抗敌演剧队无限的力量，在最惊险的时刻，队员们已把恐惧之心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一幕幕情景给光未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1月1日正午前后，剧团渡过了黄河，这时，光未然和抗敌演剧队的负责人兼指挥邬希零就当时流传着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体裁形式问题交谈起来。交谈之中，光未然忽然问起什么是“康塔塔”，邬希零说他也没有听过“康塔塔”，只能把在书本上看到的有关情况向光未然做了介绍，“康塔塔”是欧洲宗教音乐中篇幅最长的声乐曲之一，它的中译名是大合唱……几十年后，邬希零回忆说：诗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提出什么是大合唱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就是《黄河大合唱》这时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屹立在民族音乐史上的丰碑

　　1939年1月，抗敌演剧三队到了延安。此前，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造成左臂骨折，他是坐在担架上到的延安，一到延安，他就被直接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

　　2月26日，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老朋友相见，其兴奋之状、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畅谈中，冼星海透露了想与光未然再度合作，共同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

　　其实，早在1938年下半年，光未然就准备写一部通过黄河场景抒写民族苦难、斗争与光明前景的长篇朗诵诗《黄河吟》。这时，冼星海提出要合作一部大型诗乐作品，两人是一拍即合。不过，当时光未然因骨折无法动笔，于是由他口授《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请抗敌演剧队的其他队员记录整理。

　　5天之后，光未然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3月 11日晚上，在月光映照下的一个宽敞的窑洞里，光未然为大家朗诵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那天晚上，冼星海坐在窑洞靠门边的位置上，光未然坐在靠窗户的土炕椅子上。诗人面前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几盏菜油灯的火焰照亮了他手中的词稿。他首先大略说明了歌词的创作动机、意图和过程，然后详细介绍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结构。它由体裁形式互不相同的8首歌组成，依次为：男声合唱、男声独唱、诗朗诵、女生齐唱、男生对唱、女声独唱、轮唱、大合唱。每一首歌前都冠有“说白”，它是歌曲的引子，在前后两首歌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抗敌演剧队的队员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结构的歌曲，个个脸上都露出惊喜兴奋之情。

　　光未然动情地朗诵着，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抗敌演剧队队员们的心随着诗人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整个窑洞内一片安静。顷刻过后，掌声响彻了整个窑洞。掌声中，冼星海激动地站起来，他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拿着《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躲进了他那间挖在山坡上的小窑洞里。临走前，他再三叮嘱，要尽快向他详细介绍渡黄河时的实况。第二天，邬希零就去给冼星海介绍了有关黄河的情况。那天，两人交谈了4个多小时，中心话题是抗敌演剧队在壶口渡河时的所见所闻。当邬希零说到当时的情景时，冼星海要他反复地叙述和描绘。当他模仿哼唱船工号子时，冼星海更是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可是，那时40来个船夫自然的劳动呼声，没有唱词，没有旋律，光凭着一个人的哼唱怎么能够完美表达呢？于是邬希零边哼边解释，还不时站起来用手比划动作……正当他忙得沁出汗水时，冼星海忽然好像有所感悟，拿起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下了一连串的音符。

　　那阵子，邬希零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去一趟“鲁艺”，主要是为了打听冼星海的创作进展。大约在3月底的一个晚上，他又来到冼星海的住处，只见冼星海正坐在小矮凳上，借着菜油灯的光亮谱写《黄河颂》。一见邬希零，冼星海兴奋地站起来说：“你来得正好，8段歌子，我已经写好了7段，我写得很顺利，除韵玲（冼星海的妻子）帮我画格子外，我连写带抄一共用了4天时间。就是这首《黄河颂》太难写了，我写了3个，但都觉得不满意，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一看到‘颂’字，马上就联想到了西方宗教的弥散曲。不过，我一直是在努力去摆脱西方宗教颂歌的影响，我一定要创造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出新时代情感的颂歌旋律。”那天晚上，他们唱了不少也谈了不少。

　　3月31日，邬希零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那是用白粉莲纸抄写的，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字迹清晰秀丽，通篇一字不涂，一字不改。就这样，在那间小土窑里，在那盏摇曳着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诞生了一部诗与乐完美相融的经典之作。

　　从4月1日起，抗敌演剧三队的队员们投入到了紧张的排练之中。虽然合唱队只有40多人，但却认真地分成了4个声部，排练地点就设在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里。

　　4月13日晚上，在延安最大的礼堂陕北公学礼堂内，第一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盖住了他受伤的左臂，他激情地挥舞着右臂，向黄河倾诉民众的灾难。

　　首演那天，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20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来摇晃以此造成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他们的感情是那么投入，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观众，直到全部唱完，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他们才猛醒过来。那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其他中央首长也亲临现场表示祝贺。

　　1939年6月，周恩来从前方回到延安，于是演剧三队又一次在陕北公学礼堂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欢迎周恩来。周恩来看了演出后，立即为冼星海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从内心喜爱这部作品，他甚至还亲自指挥着一大群热血沸腾的青年，演唱过其中的那首《保卫黄河》。

　　高歌中华民族魂

　　《黄河大合唱》就这样诞生了。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从延安飞向各大城市、各大战区。这部雄浑磅礴的作品和当时许多抗日救亡歌曲一道，成为抗战中的阳光、空气和水。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唱着它，游击健儿、游击战士奔赴前线，驰骋敌后；唱着它，后方青年和学生燃起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无限向往。70多个春去秋来，《黄河大合唱》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以她的中国风格、中国气魄激荡着中华儿女，凝聚着龙的传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黄河大合唱》，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相聚在黄河母亲宽厚的胸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