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为我国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辩护律师出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律师制度而言，可以说它成为我国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这可从以下几点说明：

　　1. 宣告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我国的律师制度始建于1954年，至1956年有了初步发展。可是到了1957年，由于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大批忠实执业的律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少数幸免于难的律师，在“左倾”思想泛滥的氛围里，也改做其他工作，已经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无疾而终”。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律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货色，律师更没有存在的余地，这种情况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都没有改变。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979年开始恢复律师制度。1980年11月20日开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根据中央决定，律师要在审判中发挥作用。于是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律师，作为被告人委托或者法庭代为指定的辩护人，参与了特别法庭审判活动。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举世瞩目，律师能作为辩护人参与审判，表明了律师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同时每日的开庭情况，都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播放，律师参与特别重大案件辩护的事实，向国人宣告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这是中国律师向全世界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2. 宣传了社会主义律师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自上而下地把律师为刑事被告人辩护，说成是“丧失立场”、“为罪犯开脱”、“为反革命分子说话”，这种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对我国律师的看法。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的律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求是地为被告人作了辩护，群众听后，对律师辩护给予了肯定。例如，原来群众认为江腾蛟参与谋杀毛泽东主席，罪行太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律师在辩护中说明江腾蛟的主要罪行是在林彪父子指使下干的，犯罪后又能主动交待，揭发同伙，据此要求法庭从轻处理，群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这就促进了群众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了解。

　　同时，被告人原来对律师辩护也存在不正确认识，怕请律师辩护会被认为“不认罪，不服法”，以致不利于对自己的量刑。随后受到了事实的教育，有些被告人，经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知道了律师确实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对辩护律师大加赞扬并表示感谢，从而使他们原来对律师的错误观点也得以改变。

　　3. 树立了刑事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范例。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是全国性的特别重大的案件，被告人还有律师为之辩护，这就树立了一个范例：所有刑事案件都应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包括律师辩护。1983年“严打”初期，这一范例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几种严重犯罪开始的一段时间，对于一些“严打”案件的被告人就没有律师为之辩护,并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全国性的，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司法部门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还有律师为之辩护，为什么严重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律师为之辩护呢？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纠正。根据陈丕显书记的指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纠正了错误，从而充分体现了律师为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所起的范例作用。

　　（二）有助于案件审判质量的提高

　　《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辩护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可以协助司法机关全面查明案情，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案件，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①。因为辩护人能够比被告人自行辩护更好地维护其权益，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