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寒夜里，狂风夹着雪粒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互相搀扶着，艰难而又紧张地行进在黄河的冰面上……历尽千难万险，这是最后一关，明天他们就可以到达心中的圣地——延安。

    六十七八年前，这样的场景，在中国母亲河上，是经常上演的一幕。

    民族危亡关头，哪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前途？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把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与共产党人聚集的延安作了比较之后，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这个偏僻的陕北小城，成了指引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灯塔，成了代表着光明与进步的圣地。

    百年积弱叹华夏　民族希望在延安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猖狂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敌占区的亿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大后方的人民即使尚未遭受侵略者的蹂躏，也为前方战场频频失利的消息而迷茫。

    愤怒、痛苦、绝望的中华儿女，从深入到敌后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一份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２０％，投奔解放区的则达７０％。

    从国统区、沦陷区，从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奔着宝塔山上的灯光而来。他们当中，既有众多的大学生，也有诸如贺绿汀、丁玲等文艺界名人；既有６００余位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也有２００余位国际友人，还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尽管他们的出身、信仰、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甚至于语言各不相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会集到了延河岸边，会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王唯真，当年就是从万里之外的菲律宾奔向延安的。在西安至延安沿线，国民党设立了许多关卡，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革命青年，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据不完全统计，因受到迫害而没能到达延安的青年，至少有上万人。“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曾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的王唯真回忆说，“吓阻，不但没能阻止人心的向背，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青年的决心。”

    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１９３９年６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人们奔赴延安的情景：他们“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到抗大”。

    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总政治部文化部长的李伟回忆，当时，在８００多里西安至延安的大道上，去延安的人结队成群，不绝于道，蔚为壮观，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激动不已。

    一位华侨从哨兵口中得知“这已经是延安地界了”，激动得跪在地上捧起一把黄土，紧紧贴在自己脸上，说，“祖国啊，就剩下您这一片干净的土地了！”

    到底有多少人来到了延安，尚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仅１９３８年５月至８月，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的，就有２２８８人。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介绍，１９３８年、１９３９年是延安最多的一段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１０００人，那时延安的非生产人员达到了五六万人。

    八载干戈仗延安　延安干部遍天下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一切大政方针，在延安产生；一切重大行动，在延安部署。延安，敌后抗战的指导中心。

    毛泽东曾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