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革命根据地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的革命根据地，作为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奠基石，它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井冈山下来后，人困马乏的红四军在东固受到热烈欢迎。在这里，红四军不仅获得了必要的、及时的修整，毛泽东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有着范式意义的割据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1这种形式显然是不在毛泽东此前的构想中，所以，在离开东固后不久，他就以非常赞赏的语气向湘赣边界特委推介了东固割据经验，并提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东固式的这种秘密的割据形式是最好的。正因于此，“李文林式”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具有代表性的、“正确的”四种割据形式之一。
    如果简单地概括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割据特点，就是它仍然维持着原有的乡村生活面貌。通常的割据形式都会运用革命手段来改变乡村政权结构和乡村生活方式，从而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实践操作的复杂程度来看，显然后者要远远简单于前者。而从在初始阶段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来看，后者也没有前者密切。问题是两面的，如果没有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密切联系，东固的秘密割据就难以形成，反过来，秘密割据可视为党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的表征。所以，研究革命初创阶段的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东固革命根据地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案例。
    一、
    在动员农民革命的问题上，党刚开始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当党的各级组织都在绘制一幅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的图景时，革命在乡村其实是仍需引导的。急于复仇的躁动心理使很多党组织采取了过激的动员手段和革命方式，力量尚未达到就去暴动、攻城，过早地暴露了目标，也过早地招致打击。但在东固却是另一番景象。应该说，东固革命能较为“有序”地进行，得力于他们领导人的号召力。多年后，朱德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很多是地主的儿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大部分年轻并受过教育。他认为，作为曾经给过小恩小惠的地主，又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得到农民和他们自己的佃户的支持。○2领导人的号召力与个人在乡村中的地位息息相关，一个有钱人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一点在宁冈、兴国的革命运动中也能得到验证，两地的主要领导人都具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在动员农民革命的时候都曾获得很大的便利。
    虽然作为东固党组织创始人的赖经邦，出生于贫民家庭，但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县教育局担任巡学（习惯上叫督学）；另一位贫民出生的主要领导人曾炳春，也曾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尽管只是一所三、四人的学校。在乡村这个极容易产生崇拜的地方，就有被神化的赖经邦在坊间流传。据后来成为中共著名将领的罗通回忆：“他任督学时，我就听人说他是个文武双全的汉子，说他一个跃步能飞过丈宽的沟，一个飞跳能翻过一人多高的围墙，握起笔杆，一篇文章倚马可待，讲起话来，声似洪钟，扣人心弦。”而关于另一位东固革命领导人段月泉的传说是：“他武艺高强，力大无比，能飞檐走壁，会使‘缩身法’，特别是枪法准，百发百中，专击土豪劣绅的心窝”。这种传言反映了他们在乡村中的个人魅力，所以，尽管段月泉是个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专打土豪、为民除害又具有超群的武艺，无疑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乡村对读书人的敬重，赖经邦的影响力更是毋庸置疑。
    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革命的远景尚未被农民看清时，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人身、财产的安全感，所以，他们倾向于依赖原本证明有能力的领导者，这些人大都是富农、小地主的身份。不能忽视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而在乡村能供应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多是家底殷实者，换言之，早期的很多共产党员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的家庭。两方面的结合促成了革命迅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富农或小地主进入革命队伍并成为领导者的事实。
    这在各割据区域几成普遍现象。一份关于湘赣边界的乡村苏维埃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边界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在刚组建时，“有许多投机分子、小地主混进里边来，或者简直是变相的农民协会（从前国民党时代的妥协，多半是平日在乡村中有地位的绅士和富农领袖充当农会委员），要求真正的贫农为基础的薄弱苏维埃，是不可能的。”当中共决定进行重新改组后，问题虽然“渐次的减少了”，然而，“流弊还是不少的”，“小地主富农曾混入各级机关中，操纵把持苏维埃的阴谋还是很多很多的”○3。对此，毛泽东也做过解释：“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4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那时能用客观、公正的语言来评判这种现象，因为在经济位置决定政治选择的定性思维下，小地主和富农无论怎样其革命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们却也反映了上述问题的存在。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地从组织上解决的问题。不说受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农民仍然会在遇到困难时向那些原来的乡村精英求助，仍然会将他们视为可信赖者，即便是要在革命话语下选出一个合适的贫雇农领导者，没有文化、不熟公事、缺乏经验都是一种障碍。在乡村苏维埃的选举中，依据自己的视野，那些有文化、有经验、熟悉公事的传统精英仍然有更高的机会当选。1930年2月16日，新成立的前委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视为赣西南党内“严重的危机”○5。1930年11月14日，中共江西省行委在吉安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富农问题，据估计，瑞金的党员中富农和地主占有80％，上犹县80多人的党组织，地主和富农就有30多人，甚至靖卫团总也在其中○6。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当时也意识了困难性、长期性：“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暴动久得一点，无产阶级便起来了’”，毛泽东对这种意见也表示了赞同○7。
    按照当时的革命价值标准，只有贫雇农的革命性是可靠的，富农和小地主无论在工作中怎样努力，都是投机专营者。而事实上，这些富农和小地主的加入，对于党在初期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不可或缺。当朱毛的红四军到达东固时发现，这里的群众对革命非常支持，他们很热情地为红四军送来食物和衣服。与那些初期就依靠军队开拓的割据区域相比，东固根据地因为传统精英成为革命领导者，反而得到群众更广泛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