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艰辛历程，创造了丰富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经验。东固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创建、为保卫和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东固革命根据地    武装割据    中央苏区    历史贡献

    1927年8月，共产党员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人，几经曲折，由吉安潜回东固老，继续进行秘密活动。1927年9月下旬，赖经邦等人在东固敖上召开了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东龙支部。敖上会议开创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起点。1927年至1929年2月，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遭受敌人接连不断的进剿和“会剿”，普遍受到严重损失或挫折。但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武装割据”的成功典范。
    1929年2月，在赣西特委领导下，东固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从永丰沙溪到吉安陂下，东西34公里；从兴国崇贤到吉水白水，南北60公里，均为东固革命根据地范围。同时还开辟了广泛的游击区：包括兴国的高兴、城岗、东村、方太、古龙岗；于都的桥头；宁都的东韶、黄陂、小布、鹅公塅；永丰的君埠、藤田、良村、龙岗；乐安的金竹、招携、池头；吉水的中鹄；吉安的纯化、水东；泰和的仁善、仙槎地区。[1]东固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到1929年10月，东固周围的泰和、吉水、吉安、兴国等县的部分地方先后成立了区革命委员会。乐安、永丰、宁都等县与东固相邻地区亦有少数赤色区域，赣西各地梅花状零星小块赤色区域逐步联片，1930年后成为赣西南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湘鄂赣苏区和赣西南苏区划为中央苏区。东固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中央苏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创建中央苏区的支撑点和策应地。东固革命根据地融入中央苏区后，为保卫和巩固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0年10月，东固革命根据地开始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革命、建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大转移。东固革命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基点形成了赣西南苏区
    东固暴动的胜利和东固“武装割据”局面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东固邻近各县的革命斗争，并迅速地影响了兴国、于都、宁都、永丰、泰和等赣西南的广大农村，使“赣西南已成为红色的世界”。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东固邻近各县暴动失败后，一批革命者无法开展工作，纷纷聚集到东固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学习革命经验。如万安暴动的部分农军随肖玉成、肖子龙，于都里仁暴动领导者丘倜，桥头暴动领导者肖大鹏，吉水水南的郭梅、龚荣等先后转移到东固。同时，东固革命根据地成为了赣西南革命力量的培训基地。1928年5月，赣西南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省委利用东固的有利条件举办训练班，培训革命骨干力量。这些骨干力量返回本地，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与当地实际结合起来，有力推动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影响下，赣西南赤色区域不断扩大。到1929年底，除吉安、赣州两个孤城外，已将赣西南大片赤色区域与游击区域逐步联片，同时，江西红二、四团的成立和东固—于兴根据地的开辟，为创建赣西南革命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2月，陂头会议决定，将赣西、湘赣边、赣南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东固革命根据地开始融入赣西南苏区。3月，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区正式形成。到10月初，赣西南苏区已发展成为兴国、于都、吉安、泰和、吉水等26个县的广大地区，占有19座县城，有组织的群众达400余万人，赤色队员40多万，少先队员35万，儿童团员30万人，群众斗争情绪空前高涨。[2]
    （二）东固会师为红四军开辟赣西南苏区、闽西苏区创造了条件
    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向赣南游击时，沿途皆是崇山峻岭，行军非常困难。“20日在大庾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邬，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2月1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3]2月17日，在红二团的接应下，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2月20日，红四军与江西红军第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22日，在螺坑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成就，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军是钢军，东固和井冈山最终一定会连接起来，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红四军前委在东固与中共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23日，毛泽东召开红二、四团和东固地方干部及吉安、兴国、泰和、宁都等地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阐明了党的任务和策略，并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毛泽东认为，东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适应敌强我弱客观条件的根据地建设策略。这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致湘赣边特委的信中指出：“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的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割据是有害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起毁败完了。……这番我们到了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使“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4]这在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灵活策略。这与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学习、总结他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群众又没有完全发动的情况下，不能象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而应象东固革命根据地那样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武装割据，要用“变定不居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5]来对付敌人的进攻。这就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有效方法，增强了“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信念。这是活动在东固的共产人对中国革命的创造性贡献。
    红四军在红二、四团及东固革命根据地人民“之掩护，有一周以上休息整顿”。[6]经过休整，红四军一改过去一个月来长途行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士气大为振奋，战斗力得到加强。红二、四团和东固革命群众赠送了4000元银元和大批弹药物资给红四军，红四军也赠送4挺机枪和1门迫击炮给红二、四团，并留下毛泽覃、谢唯俊、陈东日等一批干部帮助东固革命根据地工作。红四军在东固休整期间，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安置了伤员，总结并吸取了东固秘密割据经验，将团的建制改为纵队，营改为支队，连改为大队，排改为中队。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踏上了开辟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途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