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爱中国篆刻艺术。他一生使用过不少印章，大多系名家所刻，流派纷呈，风貌各异，殊为珍贵。有些还蕴藏着他与艺术家们交往的种种轶事。

    1929年12月13日，红四军开赴赣南宁都县。军政治部将一份由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签署的筹款公函，送交宁都招待处。在毛泽东的签名下面，盖有一方朱文“毛泽东印”，这是毛泽东最早使用的印章。此印结体平整、笔画匀净，以后屡屡出现在毛泽东签署的公文、信函上，但不知出自何人手笔。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与深交20年的老友柳亚子重逢山城。柳三次向毛赠诗、索诗。有感于柳之诚，毛泽东遂于10月7日致信柳，并录旧作《沁园春·雪》相赠，且谦称自己“于诗文一窍不通。”柳亚子则赞叹：“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乎。”之后，柳亚子恳请毛泽东将这首词重新题写到自己的纪念册上，因为原先那幅手迹虽笔墨淋漓、神采飞扬，但既无上、下款，也未钤印。毛遵嘱照办，但落款仍未盖印。柳亚子以为毛泽东来渝千钧肩负，不曾带印，便请25岁的青年篆刻家、“十万印楼主”曹立庵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白文“毛泽东印”，一为朱文“润之”。两印随形布势，俊逸可人。柳亚子先将两印盖于毛泽东抄送他的《沁园春·雪》上，再托人送至延安，奉致毛泽东。于是次年1月23日，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有了提及“印章两方收到”之事。

   当时在“国统区”胆敢给毛泽东刻印，有杀头之险，亲友们不免为曹立庵提心吊胆。但他对毛泽东极为崇仰，掷地有声地说：“我人虽是肉长的，刻刀却是铁铸的，何惧有之！”

    1948年，有“篆刻王”之称的长沙谢梅奴，也曾冒着生命危险，在满街飞驰的警车呼啸声中，在深更半夜昏暗的灯光下，刻了白文“毛泽东印”和朱文“润之”印，通过国民党将领程潜转赠毛泽东。这两方印前者以回文排列布式，寓巧于拙，雄浑苍劲；后者细文粗边，结体流丽，颇具周秦玺印神韵。

    1949年底，一位身着军装的人在北京取灯胡同找到有“铁笔”之誉的金石名家刘博琴，请他刻一长方形的“毛氏藏书”印，并取出一方明代古印，要他参照印上的字体篆刻。后来刘博琴了解到，他1937年受人之托所刻的“润之”朱文印，和这次篆刻的“毛氏藏书”印，主人都是毛泽东。

    解放初期，书画篆刻家钱君匋曾为毛泽东刻过一方白文“毛泽东印”，通过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转赠毛泽东。后来，毛又通过上海博物馆，请钱君匋刻了一方朱文“毛氏藏书”印。1954年，在北京任中国音乐出版社副总编的钱君匋应邀赴中南海，毛泽东笑着与他握手说：“你刻的印非常好，谢谢你。”

    应章士钊先生之请，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曾刻“毛泽东”白文印。印为“明黄色，石制立方体，顶部镂空雕双龙。”“毛泽东”三字的线条横不平，竖不直，“泽”字三点从左边挪到了右下端，弥补了“毛”字笔画少而与繁体“泽东”二字不协调的矛盾。章士钊先生见之赞曰：“好个龙钮大印，刀力非凡。”

    1950年春，毛泽东邀齐白石到家中共进晚餐。他边吃边对齐白石说：“你原名纯芝，我原名润之，两人小名都叫‘阿之’，你我称得上是同名兄弟，你年长，我应该尊称你一声阿哥哟！”齐白石大笑。毛接着说：“听说国内外不少收藏家收藏你的作品，我也是白石艺术的爱好者。”齐闻言大喜。几天后，他送给毛泽东一幅作于1941年的精品《苍鹰图》，一幅“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篆书对联，和用寿山石精心篆刻的朱文“润之”、白文“毛泽东”两印。这两方印章法上大开大合、俯仰有致，单刀冲刻、极有气势。毛泽东对齐白石送的书、画、印非常欣赏，特设宴答谢，并请郭沫若作陪。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请陈巨来刻“湘潭毛泽东”一印。陈13岁就开始刻印，平生治印逾三万方，其篆刻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对“湘潭毛泽东”一印，陈巨来慎审精思，三易其稿，一反他擅长的元朱文，最终决定以白文布局，处理得雄壮浑厚，大气磅礴。刻完印面，陈巨来意犹未竟，又集王半山诗刻作边款，以志景仰：“一峰高出众山巅，海角犹闻政事传。万物已随和气动，论心与此亦同坚。”不久，陈巨来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致谢信，大意是:陈巨来同志，主席收到你为他刻的印章十分高兴，特附上三百元以作润笔。

    中南海丰泽园四合院的西厢房是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藏书不讲版本，但盖印是必不可少的。据说他看书时，往往先欣赏藏书印，尔后才翻看内文。他曾委托陈叔通请著名篆刻家、上海博物馆的吴朴刻一朱文的“毛氏藏书”印。吴朴精心布局，巧妙处理了“毛氏”与“藏书”笔画悬殊的矛盾；线条深沉挺拔，明显凸起。他说：“毛主席所藏之书，多不胜数。书多，盖印亦多，必须深刻才不至磨损。”吴朴刻的藏书印深受毛泽东喜爱，数万册藏书大多钤用此印。

    郭沫若曾说：“我国画界南北有二石，北石为齐白石，南石为傅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