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本报报道的《南京9座复建新建城门均未批先建》见报后，引发各方关注，全国60多家媒体转载。该事件也引发国家文物局的高度关注，昨天，省文物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在国家文物局督促下，南京市政府已经要求暂停太平门复建施工。（《江南时报》4月30日）

    随着青奥会的临近，南京城正在进行环境大扫除，以良好的形象和风貌迎来全球嘉宾。如今，太平门复建工程已经开工，这样不实事求是地让工程停下来，弄一个半料工程在那里出洋相，陷入好事也做不好、不好做的尴尬，还挫伤了支持恢复古城墙的人们的热情和信心。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扣上为了发展经济、大兴土木等大帽子，就有点文革色彩了，真正是喊着改革反改革，反着文革搞文革。到头来干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当起守奴才，捧着金碗要饭吃，不作为不做事者反而成好人？要知道我们许多改革都是先探索和尝试才得到承认并推广的，没有改革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怎么可能为社会作贡献，当算盘珠子，不拨不动固然不会犯规，但是一味寻规蹈距，还叫改革思想吗？就拿文物保护者的穷酸与社会资本来说吧，如果能把两者有机会结合，不是很好的吗？难道真的当起守奴才，等着墙倒了，还在高喊自己是城墙保护者？

    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就太平门复建问题，其实不复杂。万里长城有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如果没有历代人对长城的修建改建扩建，怎么可能有今天的万里长城。如今面对长城被挖被毁，我们一些专家学者口口声声喊保护大做嘴皮文章，对坍塌等现象表示痛心惋惜，却又无能为力地去修复和保护，人家好心好意来保护和修复，却又指责人家没有资格，甚至大喊程序不对，这是什么道理！把事情做好才是工作出发点，自己不能不为，就要让能为的来为了，这是必然的规律，占着茅坑不屎总会被人们看清和唾弃的。

    南京长江大桥至今没有报评国保，一个最大的原因，如果成了国保，一旦遇到路面修复这样的问题都要上报国家审批，程序复杂，时间太长，会导致时过境迁。我们有着文物洁癖的专家学者，还是要真正从保护文物角度出发，去处理各类问题，特别是针对南京恢复古城墙的行动，完全可以不必在拖沓冗长的过程中去内耗和折腾，古人还有先斩后奏的创举，为什么不能把古城墙联通了，一起补报呢。时不待我，难道让南京城一年一个门，一门一报批，十年百年才能南京城门补上，让南京古城墙联通还不成了猴年马月吗？这种动不动拿法律条文绝对化来说事，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且不说法律是不是完全正确和科学的，单就每一点每一项还要有人来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具体操作和执行，抱残守缺只能让事情越办越难，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是阻止不了古城墙随时都有倒墙可能的，如果不及时的补救治病修复，600多岁的南京古城墙，离倒光就不远了。

    记得几年前，东南大学有位建筑学老教授对我提出的南京玄武湖创新升级产生异议，提出无为而治的观点，为此，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批判。作为建筑学的大师不能为南京留下文化遗产，却阻止别人的创新实践，显然是不合适的。后来，我曾经建议南京借助青奥会的机会，建设地标建筑99层的青奥塔和青奥城，既然要投入就要做出文化来，给后人留下一点什么？可是，当上海《东方早报》刊登这个建议设想后，《新华日报》一位老评论员竟然挥起舆论大棒说我是大兴土木，戴帽子打棍子，阻止我的这种想法，让南京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南京要投入一定的钱做青奥，反正要花钱就要做出文化来，做出精品来，做出文物来，让人们在高铁上看到这个青奥塔，就知道到南京了，这样的地标有什么不好？而且青奥城建成第二个夫子庙，既能缓解夫子庙的压力，又在长江之滨创造出一个新城新景来，何乐而不为呢？如今两个60多层的建筑照样建了，却没有达到我想的更好更精更有文化，难道我当时提的建议有错吗？再看看小小华西村的华西金塔，为什么能够这样有文化有影响，有文物价值，这就是吴仁宝的远见之举，既能观光，又是宾馆，本身就是独特新奇，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