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问过于若木：“你和陈云同志在年龄、职位、生活经历上相差这么大，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于若木感慨而言：“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从1995年至今，陈伟华已经带了4届高三毕业班了（每届从高二带到高三），其压力之大、工作之忙可想而知。

　　陈云和于若木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尽管身居高位的陈云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的两条基本原则就是“读好书”和“做好人”。据大女儿陈伟力回忆：还在她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就特意叮嘱她不要说是谁的孩子。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因急用从陈云秘书那里取了父亲的工资去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问儿子：“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陈方点点头，以后再也不随便用钱了。三女儿陈伟兰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言传身教，至今难以忘怀。尤其是父亲在“文革”中身处外地挨整时，伟力和伟兰分别给处于人生低潮时的父亲做饭，更加深切感受到父亲的胸怀。

　　父亲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二女儿陈伟华当了十年的乡村女教师，陈云在信中经常鼓励她：“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间有限，每天要挤时间学。”同时还叮嘱女儿，要注意保持，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练人，越要坚持下去。

　　陈伟华说：“陈云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一次她很想家，走了几十里山路，从郊区冒雨赶回家时，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却是：“你应该回去。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当晚，父亲又和女儿促膝长谈，从作为一位革命者的理想和追求讲到如何走人生道路，从自己的经历讲到年轻人的成长，鼓励她在乡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他对女儿说：“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第二天一大早，陈伟华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伟华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农村的大家庭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每次回家，她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父亲知道后，高兴地对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在父亲的教育和党组织以及周围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陈伟华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1974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父亲知道她入党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发挥模范作用，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1977年恢复高考，陈伟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她有了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难得机会，眼界更开阔了。1982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陈云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父亲对伟华说。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伟华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从1995年至今，陈伟华已经带了4届高三毕业班了（每届从高二带到高三），其压力之大、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她的衣着打扮与任何一个中学教师相比都毫无二致。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步入晚年后，每天坚持写大字，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陶冶性情。记得他经常写的一个条幅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去做的，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

　　陈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融入到党的事业中。陈云不喜欢抛头露面，对各种公开活动、场面活动，只要可以不参加，他一概不出席。而有关宣传他的材料，只要报到他那里就被拿下。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曾经讲过：“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1982年有关部门在编辑出版陈云从1949年至1956年这期间的文稿时，他特别嘱咐大家，在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在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调查研究包括他做的必要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担任我国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他是卓越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尽管困难重重，他镇定自若地具体策划指挥了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经济领域“三大战役”、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等等国家重大经济事务。此后，他再次强调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陈云提出了国家经济使用力量的两大原则：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即在搞好建设的同时，照顾国计民生。计划安排首先要保证民生，其次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再次才保证基本建设。考虑到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陈云又强调：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对于粮食生产，还是要抓紧抓好，10亿人口的吃饭穿衣，是我国的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陈伟华说，父亲一生中经手的钱财以亿兆计，但自己却两袖清风！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也从来没有“高干夫人”的架子。陈伟华回忆说，“文革”前，母亲在香山植物园上班，从北长街到香山，足足几十里，母亲就天天骑车上下班，直到有一天被车撞了，在父亲的坚决反对下，她才不骑车了。父亲给家人定下的“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子女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于若木说，“不收礼、不吃请”，这是陈云立下的一条规矩，身边工作人员也不得违反。“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在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处人处事的准则。建国初期，陈云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刘周朱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他坚持把给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他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但是，当遇到关系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时，他却从不退缩，挺身而出。而遭受打击时，他又能遇变不惊，泰然处之。1962年夏天，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才能较快改变农业连年大幅度减产的局面，并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有的同志听说后，劝他要慎重，不要急于提出。他说这事关系到党的声誉、人心的向背，我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明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怎么能延误时间。后来他的建议被否定，而且还被不点名的批判，从此遭到冷遇。但他不沮丧、不生气，只是对妻子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境。于若木与他风雨同舟几十载，其间有革命征途上的急流险滩，也有革命队伍内的风云变幻，无论遇到哪种情况，她从来没见他慌张过。正如陈云自己常说的：“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