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3年，日寇的“扫荡”更加频繁，一年大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达10多次。为了保护干部，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太行山。刘邓首长多次指示任穷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的地方，但任穷和几位领导坚持不撤。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和冀南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冀南老乡都认得他的马，说只要看见宋政委的马，我们就知道他还在，就有了主心骨！冀南百姓亲切信赖地给了他们一个称呼：“咬牙干部”。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我们的大儿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二女儿平原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饿死了；灾荒中出生的三女儿适荒一岁多时也饿死了，我忍不住大哭一场，任穷说，今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适荒。最让任穷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却是血洒冀南大地的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和那些在战争与灾病中死去的无数百姓。仅在1942年至1943年，就牺牲了肖永智、袁鸿化、桂承志等70多名军队和地方干部。每当任穷追忆起129师七分区政委肖永智，都非常悲痛与惋惜。肖永智15岁参加红军，政治军事上都过硬，是难得的栋梁之才。肖本已接到去太行山党校学习的通知，但新婚的他却向任穷坚决请求带队打完关键的一仗再走，不想竟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7岁。任穷万分痛心，说如果当时我下个死命令让他去学习，他也就去太行山了。任穷暮年，仍清楚地记得牺牲在冀南战场的团以上干部的姓名。我曾随他去了冀南、山东、陕北等地烈士陵园、一一祭拜牺牲的战友们。我理解任穷，他是以一生的忘我工作来替烈士们还愿。

　　1944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消息传来，他不敢相信，以为电台播错了。说来难以置信，任穷作为长征干部，自到瓦窑堡被派往红28军起，一直战斗在前线，没有去过延安。直到1983年，他才和我一起去了趟延安，了却了他几十年的心愿。

　　不畏艰难，勇挑重担

　　任穷是个老实人，为人处事一贯稳重虚心，善于团结人，不拉帮结派，不计较个人得失。老战友们，甚至比他年长、资历比他高的同志，如陈云、陈赓等都亲切地称他为“宋大哥”。因为他的品德和能力，哪里的工作艰苦棘手，需要开拓局面，组织上常会派他去干，所以任穷一生工作调动很频繁。

　　1949年，随着解放大军迅速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急需建立一套有序的城市管理办法。任穷在1949年至1952年短短三年里分别担任过安徽、南京与云南的主要负责人。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任穷又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1954年又调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至1956年，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央决定对革命战争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员进行授衔和授勋，要求一年内完成“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的这两项重任。任穷作为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和授勋的具体工作。工作量最大，难度最高的是平衡排队。任穷曾对我说，想不到几十年南征北战，最难干的却是这两项任务。他和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终于使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正规化授衔和授勋工作圆满结束。

　　1956年，周总理让他从军队抽调一名中央委员加强地质战线的领导，他主动请缨。中央随即派他组建三机部（1958年2月改为二机部），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和开展有关工作。任穷白手起家，坚持抓两头：找铀矿和重用知识分子。他在接见新干部时说：“我叫任穷，到二机部上任，还有一个‘穷’字，请大家和我一道过穷日子，艰苦奋斗。”“我们艰苦奋斗拿出成果，是国家的光荣，民族的光荣，也是我们自己的光荣。”在二机部工作四年，全国的铀矿地质队，铀矿矿脉，坑道矿井，几乎没有他不曾去过的，最远他走到了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白杨河工地。无论在地质队或矿区，大漠或老林深山，任穷总是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下矿井，一起住帐篷，排队买饭。他随时就地解决工人和地质员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制订调整方案。于1958年，找到了足够我国建设原子能事业的铀矿工业储备。在苏联专家撤走前，任穷抓紧部署应变工作，想方设法减少损失。苏联终止合同撤走专家后，中国原子能事业并没有陷入混乱和停顿，而是平稳过渡到了自力更生的轨道。

　　1960年，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央调任穷担任新成立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当时他心里真是放不下原子能事业，一心想干到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小平同志对他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你还是去吧。他服从了组织决定，立即赶赴东北局工作。三年困难时期的东三省和全国一样，到处缺粮。初履新职，任穷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少饿死人。他给我来信说，他去各地的公社、大队、村庄，甚至马圈牛棚，一一察看，有没有粮食，有没有饲料。他说东北老百姓太苦了，他的工作就是要老百姓不挨饿，要先搞代食品。第一要保证少死人不死人，第二要发展生产，除了公用地之外，要给群众一点自留地种菜种粮食，让老百姓有饭吃。体弱有病的牲畜，可以让老百姓领回去养。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有不同意见，任穷没有参加争论，但他默默地去做，用一切可行的办法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他说：“生产上不去，农民的生活解决不了，老在贫穷线上生活挣扎，就不是社会主义。”面对工业的全面下滑与危机，他果断提出实行厂长、矿长责任制。任穷到东北的第二年，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不但粮食开始增产，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也得到了初步稳定。到1964年，粮食、肉蛋、副食品就更多了。

　　在“四清”即社教运动中，任穷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大力宣传雷锋和铁人王进喜等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对待运动中“问题”干部的审查，他一再强调要慎重，“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也是他几十年在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原则。他蹲过点的海城、金县三十里堡等地的干部农民都说，宋书记来咱这儿搞社教，白天晚上地干，带领咱们修梯田打井、治理水土流失、山顶上种树，半山腰栽果树。等“四清”运动过去了，咱这儿的苹果树一年结的苹果百来万斤，这生活就有奔头了。在东北局工作的7年中，任穷很少在家，长年累月在基层。他走遍了东北三省的农村厂矿，了解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生产情况，提倡就地解决问题，绝不允许干部推诿拖延。

　　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任穷的工作调动频繁，工作性质不断转换，充满了挑战，在他这一级干部中也是不多见的。为了不断地开拓新的工作局面，他常常从头学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订政策，为此付出了全部精力和时间，就连周末和节假日也基本都在基层度过。

　　“文革”浩劫，共度磨难

　　“文革”中任穷被打成“东北头号走资派”。

　　1968年4月，我被押回沈阳，作为“走资派的臭婆娘”被关押揪斗、批判劳改。无论怎么批斗我，我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争取到他身边、共渡难关。1969年底，我终于去了盘锦关押任穷的部队农场。尽管“专案组”的人不离左右，我心里很愤怒，但我们总算“团圆”了。平时我拉风箱做饭，他去喂猪，农忙时收庄稼，晚上写交待材料，还常被拉到各地去接受批斗。我们吃水用水都要到很远的水塘，一瓢瓢地舀满桶，再自己挑回来。水塘坡陡，雨雪天泥泞易滑。一次我急着出门没来得及挑水，回来后发现任穷已把水缸挑满了。我知道他是心疼我，这更让我后怕与难过：“不让你挑水，你怎么挑了一满缸？要是一不小心踩滑了摔下去，人家会说你是投水自杀，你冤不冤啊？！”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任穷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难以支撑。在京的3个孩子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批准父亲来京检查与治疗。1973年3月，周总理和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批准任穷来京治病。任穷一到北京医院，邓小平、滕代远等许多老同志就来看望，谭震林还故意在医院走廊上大声喊：“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志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倍感温暖。黄镇夫妇来医院看望任穷时说，他们刚参加了一次外交工作会议，总理在会上大声问黄镇：“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以前都在一起工作的么。”总理以这种方式再次表达了对任穷的关怀，希望他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但这年9月，江青一伙人“勒令”我们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

　　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晚年复出，殚精竭虑

　　1977年，我国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研制生产等三项重任迫在眉睫，而担当这些任务的七机部派性严重，科研生产陷于瘫痪。中央多次派工作组都不能解决问题。当年10月，中央决定由任穷复出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当时，辽宁省委对任穷的审查仍维持错误的历史结论，尚未改正。而他也已年近70，由于“文革”中受迫害，身体很差，体重只有90多斤。任穷再次以国家利益为重，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任穷在七机部工作的一年零两个月期间，科研生产和群众生活一起抓，把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用落实政策、抓科研生产平抑了派性，给知识分子增加了工资，为两地分居的上千户职工解决了工作调动。同时，还把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医疗保健、食品供应、吃水住房、子女上学和就业等实际问题提上日程，一一给予解决。1978年春节，他用一周时间走访了七机部在内蒙古的各个单位。当他要去呼和浩特百余里之外的某基地看望时，遇到了暴风雪，大雪封山。他不顾自治区和当地领导同志的劝阻，坚持乘面包车前往。同年6月，任穷又去地处偏僻山区的川北基地考察，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太差，基地条件艰苦，水质也差，我坚持要同去照料。他同意了，但要我自付机票费。在达县、万源，他谢绝住在条件较好的县级宾馆，坚持住在三线基地。6月23日，因饮食不适他腹泻一夜，高烧达40°C。幸亏有我在旁细心照料，病情才稳定下来。事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部门或地区的负责人要经常下基层，身体很重要。年纪大了会力不从心，因此干部一定要年轻化。

　　老骥伏枥，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由任穷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实现组织工作的拨乱反正，任穷日夜加班加点，病了还工作，发烧了就躺在床上听汇报。他规定批件不过夜，每天都要亲手批大量的文件和申诉历史遗留问题的信函，亲自接待来访，听取受害干部的申诉，和有关干部谈话，工作量相当大。任穷和中组部的广大干部们为平反冤假错案花费了很大精力。经上报中央，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张闻天、李立三等逝去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给被关押的王光美发去释放回京的通知，给在外地的彭真等许多老同志都发去回京通知。在抓紧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同时，中组部也把复查“文革”前遗留案件作为重点来抓。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错划右派的问题，任穷就态度鲜明地提出：“改正错划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都要改。”

　　那时，任穷带领中组部人员不分节假日地加紧工作，晚间办公大楼常是灯火通明。尽管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短时间内仍无法为大批老干部做出复查平反结论。他想到自己曾经背着错误的历史结论当部长的情况，果断提出：“对一部分同志先分配工作，后作复查平反结论。”这样一来，一大批戴着各式各样“帽子”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当有些同志说案件已经80％、90％落实了，可以松口气了。任穷说：“在你是完成了70％、80％平反冤假错案，在一个受迫害尚未平反的同志来说，他不是70％、80％，而是100％。”

　　任穷在中组部和中顾委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提出，老同志要重国家的兴衰，轻个人的进退。1985年6月25日，76岁的任穷找到老战友王震，一起联名给中央写了封信：“恳切请示中央，在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让适合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1985年9月，任穷退居二线开始了中顾委的工作，直至1992年离休。

　　奉公为民，清正廉洁

　　任穷艰苦朴素，一生不收礼，不论礼品大小，对方是谁。几次拒绝之后，他工作的部门和社会上都知道了，就再也没人给他送礼了。他无论到哪里，从不接受请吃请喝，迎来送往。当年他离开二机部调赴东北局时，二机部部长刘杰要自己出钱为他饯行，被他谢绝。到了东北局也有人提出一起吃顿饭，他说：“咱们做工作不要吃这个饭，不要形成这样的风气。”下基层时，他严格要求按照出差规矩办，绝不允许大吃大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