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贺子珍到达莫斯科，在医院里，医生诊断后遗憾地告诉她，弹片已经长进肉里了，取不出来，只能伴她终生。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6月就分娩了，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为柳瓦。但不幸的是小柳瓦在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了流感病死。

　　贺子珍不想回国

　　到苏联去学习的中国同志在苏联的时间是有限的，一般是一年半载左右，这是党对派到苏联去学习的同志的要求，因为国内的斗争不允许他们在苏联呆太长的时间。

　　由于时间短促，这些同志考虑到如果花很多时间学习俄语，就上不了多少课了。因此，党派出去学习的干部，一般的都不学习俄语，由翻译把老师讲的课翻译成中文，让大家了解课程的内容。对于苏联的报纸，中国的学员更看不懂了，学校为了让大家了解时事新闻，每周几次由翻译读报，把重要的新闻念给大家听。

　　这一天，贺子珍不知为何想起了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日子，她特别想知道延安的情况，于是，她来到了读报室，不一会，读报员来了，像往日一样，读报员读，学员们听。然而，突然一条消息把贺子珍和所有学员都震呆了：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

　　这条消息把贺子珍震惊了！啊，毛泽东已经结婚了，啊，润芝，你真的结婚了吗？贺子珍坐在寝室里，怔怔地抱着小柳瓦的衣服，不想说话。这打击的沉重与她失去小儿子的沉重交织着，她的精神变得恍恍惚惚，迷糊时脑袋一片晦暗，清醒时，她像祥林嫂般地，责备自己太大意，忘记了凶猛的西伯利亚寒流会伤人，责备自己不懂事，不知道孩子太小，冬天要格外保暖，责备自己太固执，忽略了事情的轻重缓急。

　　有的同志劝她：“报上所公布的消息或许是误传，并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对于贺子珍来说却是残酷的，不久这个消息就得到了证实。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毛泽东托他们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还有一箱书。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一开头称她贺子珍同志，而不是过去惯用的称呼子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这封信实质上是宣告：他们的夫妻关系从此结束了。

　　在毛泽东已婚的消息得到确凿证实后，彻夜难眠的她，早上再也起不了床了，后来，连上午第一堂课也不上了。同时，她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

　　1940年底，按照预定的计划，到苏联去学习和治病的同志，在完成了学习和治疗的任务后，都一批一批地回国了。贺子珍不想回国，她一想到回国后要面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关系，心里就十分的伤感和痛心，她没有勇气去面对，也不愿意去面对。结果，许多同志回去了，贺子珍留在了苏联东方部教孩子们学中文。

　　对求爱者一律拒绝

　　昔日在一起的战友几乎都回国了，在异域的贺子珍显得更加寂寞了。为了排遣寂寞，贺子珍更加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工作。

　　为了使自己开始一种新生活，她决心改换一下形象，一天，她来到理发店，把自己直直的秀发烫成了当时在苏联很流行的卷发。贺子珍本来就长得端庄娟秀，她这么一收拾，更显得风姿绰约，加上她在苏联这几年的文化熏陶，言谈举止间透出魅力女人的风姿，与以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30岁的贺子珍焕发出的是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女性美，尤其是她那满含忧伤的眸子，楚楚动人，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她是一位有故事的女人，使她显得别具风韵，清丽妩媚。

　　此时，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在东方大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许多人都知道贺子珍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一些男同志对这位有一种忧伤美的女人充满了爱慕之情，他们常常找借口向贺子珍示爱，甚至，有的人还当面向她表示爱意。可是，求爱者都被贺子珍婉转地拒绝了。

　　因为贺子珍心里仍然只有一个毛泽东。虽然他现在已成了别人的丈夫，但是，她依然牵挂着他，仍如一位分别在外的妻子一般挂牵、惦记着他，因为对毛泽东的这份挚爱，她的情感世界里容纳不下第二个人。

　　为了排遣寂寞和痛苦，原来最反对跳舞的她现在也开始学习跳舞。并且，偶尔也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她那轻盈的舞步，优美的舞姿，更吸引来中外留学生的好感。所以，每次舞会结束后，总有异性向她大献殷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