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儿子出生

　　随着临产期的来临，没过多久，杨开慧住进了武昌医院。

　　1927年4月4日，这一天正是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呱呱落地了。虽然近在咫尺，可是父亲毛泽东在第四天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到医院，看望妻子和自己的新生儿子。

　　杨开慧3次生孩子，毛泽东3次都没在身边。毛泽东走进病房就说：“你3次生产，我都没来守着，真对不起! ”

　　杨开慧撑起虚弱的身子，豁达而又略带嗔怪地回答说：“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 ”

　　陪在医院照料的陈玉英，抱着出世才4天的岸龙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接过孩子，很疼爱地看了看，并风趣地说：“让我来看看，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斛去吧! ”

　　开慧笑了，病房里的其他人也都发出愉快的笑声。

　　匆匆而来，然而，毛泽东坐在床边说了一会儿话，就把岸龙递给陈玉英，又匆匆离开了医院。

　　此时，正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风声鹤唳，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成为拯救时局和解决革命出路的迫切问题。 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毛泽东正在全力忙于此项工作。这些天，土地委员会要在武汉召开2次委员会、5次扩大会、4次专门审查会，对土地问题进行讨论、决策。因为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每次会议都争论很大，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是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因此，连妻子生产也都顾不上，现在他又赶去开会了。

　　这天下午，向警予来看杨开慧。

　　此刻，她与杨开慧故人相见，十分亲热，回忆以前在长沙的时光，叙述别后之情，一直到天黑，向警予才离开医院。临走时，她悄悄地对开慧说：“上海出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好多同志被杀。 ”

　　“哦？！ ”开慧感到惊讶。

　　向警予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正在发动武汉工人游行，跟他们斗。形势不同呵，过去是我们的朋友、同志，有的可能变成我们的敌人。你要注意警惕! ”

　　送走向警予，杨开慧细细回味着她说的话。

　　这时，毛泽东来了。杨开慧联想到这些天传说的消息，知道形势一定十分严重，再也不愿躺在病床上了。她什么也没问，当天，便出院回到了督府堤家里。

　　“四一二”政变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与妻子周文楠一道，从广州乘船到上海然后转赴武汉，恰巧在船上碰见了二哥毛泽民。船到武汉后，他们找到毛泽东，毛泽民被分配做印刷厂的工作，毛泽覃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身怀有孕，就和杨开慧他们住在一起。

　　这时，督府堤41号除了毛泽东、彭湃、夏明翰3家外，还增加了蔡和森、毛泽覃两家。而对于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来说，还多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毛岸龙。

    做最坏的打算

　　局势越来越紧张。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全国大局。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

　　7月20日，刚刚改组过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发出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

　　毛泽东率先响应通告的精神。

　　7月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表述了下列意见：“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 ”

　　8月1日，中央常委批准了毛泽东关于湘南运动的建议大纲，并寄发湖南省委。

　　同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人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这一次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其中规定组织湖南特别委员会，

　　由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夏曦、郭亮和任卓宣。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2日，武汉政府露出了狰狞面目，汪精卫发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封闭。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此时，杨开慧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把板仓老家的族兄杨秀生叫到了武汉，让他先把保姆和孩子带回湖南乡下。对此，陈玉英回忆说：“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只在武昌住了四个多月，就回湖南了。七月中旬，板仓的杨秀生接了我和岸青，还有十一件行李，大都是毛主席、开慧同志看过的书和写的笔记，回到了开慧同志家乡——长沙县东乡板仓。 ”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看着他们平安上船，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 ”

　　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他从对方的问话中判断出他们并没有认出他，灵机一动，从容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 ”一个特务面对着眼前这位高高瘦瘦的“教书先生”却像吃了迷魂汤似的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

　　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很快消失在大街上，平平安安地回到了武昌督府堤41号他的家里。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

　　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