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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儿女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图)
2011-03-28 17:17:45
来源: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
作者:吴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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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在游击山洞指挥战斗(场景)

    闽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是红军的故乡。从1928年闽西暴动建立工农武装开始.闽西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踊跃参军参战。在民主革命时期,闽西先后有10万工农子弟参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洗礼的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杨成武、刘亚楼等数千名闽西儿女,高举人民解放大旗,鏖战华北,浴血东北,逐鹿中原,经略华中,驰骋华东,奋战华南,进军大西北,解放大西南,……战斗足迹踏遍全国各个解放战场,革命红旗插遍全国各个角落。他们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首创了夺取大城市的经验,创造了“天津方式”、“临汾攻坚”等光辉战例。他们以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中原突围、攻占清风店、保卫延安、苏中大捷、生俘张灵甫、活捉罗历戎和威震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役中屡建奇功。留在闽粤赣边坚持斗争的魏金水、刘永生等闽西儿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发展了游击根据地,巩固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成果,直至1949年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闽西全境。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闽西儿女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 参与和谈,以打促谈,为争取国共和谈献策献力
    (一)、参与和谈,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努力
    中国人民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面临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企图夺取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并阴谋发动新的内战。由于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尚未完成,蒋介石便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侈谈和平,一面准备战争。
    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则针锋相对,坚决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其反革命的两手。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而努力,并于8月28日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主管机要工作的童小鹏也一同前往。在重庆谈判的44天中,童小鹏带领机要科和电台的全体同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日以继夜地工作,严格遵循周恩来对机要工作要绝对做到“秘密,准确、及时”的要求,克服了种种困难,光荣地完成了任务。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随后又签订了军事停战协定。
    重庆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恢复了中共南方中央局(或名重庆中央局),童小鹏为候补委员,重庆中央局负责领导国统区的工作。另外,以周恩来等七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继续谈判和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童小鹏为代表团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主管秘书、机要工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会内外的不懈努力,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改组国民政府和整编全国军队等五项协议。会后,为了实施政协决议,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从2月28日起先后到华北和华中巡视,了解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和整编军队中的问题,童小鹏作为周恩来的随员也一起同行。此外,吴振英也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担任机要科科长。
    国民党返都南京后,周恩来也于5月3日率中共代表团及中共中央重庆局(后改为南京局)到南京。童小鹏和部分电台机要人员带电台于15日乘美军运输机到南京,童小鹏担任中央代表团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随周恩来、董必武在南京、上海艰苦斗争10个月,继续为国内和平而奔走,直到1947年3月7日,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撤回延安。
    (二)、坚持自卫作战,争取我党在和谈中的有利态势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不懈努力的同时,国民党军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为了不使其发动内战的图谋得逞,以行动配合谈判,坚决地进行了自卫作战。1945年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3万余人,在山西省长治(古属上党郡)地区进行了上党战役,袁子钦、刘忠、张南生,卢仁灿等不少闽西子弟兵参加了作战,其中以刘忠为旅长的太岳军区三八六旅是参加上党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在主攻长子城,占领长治北关,老爷山打援,土落歼灭北退之敌,桃川歼灭长治逃敌等运动战、歼灭战、攻坚战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活捉敌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上党战役取得歼敌3.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此役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上党战役以后,不少闽西子弟兵又于同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参加了在河北省南部举行的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10月中旬开始.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组织了绥远战役,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及熊奎、孔瑞云、黄鹃显、刘汉、陈仁麒、刘禄长、罗斌、罗洪标等不少闽西子弟兵参加了作战,此外,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及王全珍、邱国光、吴岱、郭廷万等参加了10月中旬至1946年初举行的律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以上这些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
    同时,各战略区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争取我军有利态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其中以刘忠为旅长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旅出击同蒲路南段,攻克赵城,胜利完成了控制同蒲路南段的带有战略意义的作战任务。以张鼎丞为司令员、邓子恢为政治委员、张元寿为副参谋长等组成的华中军区,于10月30曰至11月上旬,组织苏中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主力及苏北地方武装一部发起盐城战役,在伍佑镇歼灭伪军孙良诚部第三十九师,迫使盐城伪第四军6000人投降,12月中旬至1946年初,张鼎丞、邓子恢、栗裕、谭震林等组织华中野战军第八、第七纵队和苏中军区武装共15个团发起高邮战役,先后攻克高邮、新安镇等地,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控制了运河扬州以北段和陇海路徐州以东段,收复了江苏长江以北除南通、扬州、泰州、海州、徐州等城市以外的所有地区,使山东、华中解放区联成一片。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伍洪样等闽西子弟兵参加了作战,俞炳辉为团长的六十八团担任主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二、内外线紧密配合,为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并不断派兵进攻解放区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政治形势、作战对象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及时作出了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并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这样,原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的闽西子弟兵被分别编入东北、华东、中原、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陕甘宁地区的野战军、地方军序列,同解放区军民一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从各方面做好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一)、灵活勇敢反击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为我军开展局部反攻创造条件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击,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以主力分左右两路于6月26日开始向西突破,以张力雄为政治委员的第一纵队第三旅参加左路突围,于7月1日越过平汉路,冲破敌人堵截,于7月26日进入武当山区,8月上旬,在房县西南地区与江汉军区部队会合。27日,组成鄂西北军区,张力雄任鄂西北军区野战旅政治委员。
    7月初,中央军委获悉国民党军将同时向华中、山东、豫东、豫北解放区进攻后,指示南线我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以便看出敌人的弱点,取得作战经验,并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领导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了苏中战役,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副政治委员王集成)参加了战斗,这个师原为新四军苏浙军区三纵改编,系闽西子弟兵较为集中的部队,其第一旅政治部主任为张日清,第三旅政治委员是伍洪样、副旅长兼参谋长张云龙(后参谋长为俞炳辉);苏中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所属部队也参加了作战。苏中战役历时一个半月,取得了“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战役期间,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参谋长张元寿等为保障前线作战做了大量工作,使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等能集中精力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一前一后,同心协力,紧密配合,是苏中地区获得“七战七捷”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中央军委于8月2日日向全军通报中指出:苏中战役,我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人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重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办理”。
    此后,随着国民党军向苏北、鲁南解放区步步进逼,华中后方向山东转移,原在华中的闽西子弟兵也逐渐退往山东,并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间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张元寿、王集成、张元培、郭廷万、伍洪祥、张云龙、王直、邱相田、陈茂辉、俞炳辉、张日清、王培臣、阙中一、陈忠梅、廖成美等分别参加了作战指挥。这儿个战役取得了歼敌15个整旅的重大胜利,严重挫折了敌人攻势,为我军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但在莱芜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他是闽西子弟兵在解放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的烈士。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陇海路徐、汴(开封)段和路南10余县,配合苏皖我军作战,并吸引围歼中原我军之敌增援陇海路的指示,以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先后在陇海路中段以及定陶、晋南、滑县等地区歼敌9万余人,切断了陇海路,调动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华东我军的作战。闽西子弟兵袁子钦,刘忠、卢仁灿、王贵德、涂则生、刘始明、赖光勋、刘昌、黄定基等参与执行作战任务。其中,刘忠于1946年4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参谋长,7月在陈庚司令员的领导下,指挥所部先后取得了闻夏、同蒲、临浮战役的胜利。在临浮战役中,歼灭了蒋介石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天下第一军的第一旅”,活捉中将旅长黄正诚。刘忠在10月下旬四纵队召开的英模大会上被评为战斗英雄。此后,为保卫延安,刘忠参与指挥所部参加了晋西南战役,该役先后解放县城及市镇30余处,歼敌1.6万余人,使陕甘宁边区之东境与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袭占延安的计划被迫推迟,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1947年1月,刘忠率部和晋绥部队举行汾、孝战役,歼敌1.6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使晋南胡宗南军更加的孤立,为我军展开局部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在晋察冀解放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参与了大同、集宁战役的作战指挥,随后杨成武以及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叶青山、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奇才等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等战斗。在东北.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协助林彪等总部领导部署和指挥了从1946年12月中旬发起的历时三个月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取得歼敌4万余人的胜利,削弱了东北敌军的机动力量,迫使国民党军由攻势转入守势。辽东军区第一参谋长罗舜初和郭成柱、吴岱、王全珍、蓝庭辉、黄炜华等师级干部参加了这次战役。
    (二)、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为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作出应有的贡献
    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共八个月的作战.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7l万余人,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不得不停止,转而改为在陕甘宁边区和山东对我实行“重点进攻”。
    1947年3月中旬,当国民党军胡宗南部34个旅23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之时,西北我军各兄弟部队还未完全到达延安,在这危急时刻,以罗元发为旅长兼政委、陈海涵为参谋长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在新四旅两个团的配合下,抗击了数倍之敌,激战七昼夜,毙伤敌5000余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三天占领延安”的美梦,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转移,与晋绥、陕甘宁联防军集结的任务。随后,西北野战兵团2万余人,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与胡宗南集团23万之众巧打磨菇战。在40天里,教导旅在罗元发、陈海涵等带领下,参加了首战青化砭,再战羊马河,攻克蟠龙镇的战斗,三战三捷,歼敌三个旅1.5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粉碎了敌人想把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赶到黄河以东的狂妄汁划,稳住了陕北的战局,配合了全国各解放区的行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此后,罗元发率领教导旅参加了沙家店战役,此役共歼敌6000余人,至此,西北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4、5月间,经过艰苦奋战,粉碎了40多万敌军向沂蒙山区的进攻,在泰安、孟良崮地区歼敌5万余人,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闽西子弟兵王集成、伍洪祥、邱相田、张元培、张日清、陈忠梅、陈茂辉等师以上干部参加了作战指挥。其中在孟良崮战役中,以伍洪祥为党委书记的华东野战军四纵队第十二师担任左路主攻,最后击毙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打破了美械“王牌师”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外,在晋察冀,晋察冀野战军在4月上旬至5月上旬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正太战役,共歼敌3.5万余人,解放了七座县城和三个煤铁矿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加了战役指挥。在东北,从5月中旬开始,刘亚楼参与了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的筹划和指挥。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防御作战中,闽西子弟兵先后参加了各个重要战役、战斗,歼灭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为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尚未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情况下,果断地由战略防御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6月30日夜,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防线,接着发起鲁西南战役,赖光勋、刘昌等闽西子弟兵率部参加攻克定陶、六营集歼灭战以及羊山集攻击等战斗。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歼敌5.6万余人的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此后,赖光勋、刘昌等率部掩护中共中央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向大别山挺进,实施战略展开。9月上旬,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主力挺进鲁西南。随后,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王集成以及邱相田、郭廷万、俞炳辉、张日清、陈茂辉、伍洪祥、张云龙、王直、张力雄等分别率领所在部队,挺进豫皖苏地区。刘邓、陈粟大军以及陈(庚)谢(富治)兵团三路大军密切协同,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创建了新的中原解放区。
    (三)、积极开展内线作战,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解放军的作战
    在华东,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胶东保卫战,第七纵队副参谋长张元培以及王胜、王培臣、阙中一等率部参加了胶河战役。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邓子恢等率领华东局与华东军区后方机关转移到渤海地区,并在惠民组织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领导支前和渤海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华东局常委张鼎丞则留在胶东,参加华东局工作委员会,领导胶东等地的土改以及抗击蒋军的工作。胶河战役后,第四纵队的第十师在副师长兼参谋长俞炳辉、政治部主任张日清等率领下经渤海归东线兵团指挥。随后,他们率部参加了胶高追击战和莱阳战役,收复了胶东大部分地区,根本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在华东敌后战场,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张力雄及第三十四旅旅长廖成美等参加了盐城战役的作战指挥。11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华中指挥部,以管文蔚为司令员、陈丕显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华中各部队作战。他们在华东敌后牵制了大量敌人,收复了许多失地。
    在晋察冀,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与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指挥,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奇才、冀晋军区副参谋长刘彬等也率部作战。清风店战役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军长罗历戎。中共中央于10月23日致电杨德志、杨成武,称该役“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石家庄是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该役共歼敌2.4万余人,拔除了敌人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像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成为扭转华北战局的关键,从此,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战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动权。
    在东北,刘亚楼协助林彪、罗荣桓部署指挥了秋、冬季攻势,取得了歼敌2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罗舜初、黄鹄显、黄炜华、陈仁麒、郭成柱、吴岱、王全珍、蓝庭辉、孔瑞云等师以上闽西籍将领率部参加了作战。
    从1947年7月至12月,经过半年的内外线配合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恢复并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从1948年1月起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把全部作战区域分为20个绥靖区。我各路大军对敌人展开了更猛烈的进攻。
    在西北,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及教导旅旅长陈海涵率部转向外线作战,参加了宜川战役的指挥,取得了歼敌共五个旅2.9万余人的胜利,该役击毙国民党中将军长刘戡及中将师长严明,缴获甚多,粉碎了胡宗南阻止解放军南进的企图。接着,罗元发、陈海涵又率部出师西府,参加西府、陇东战役,先后收复了延安、洛川等地,并一度攻克14座县城,歼敌2.1万人。
    在华东,山东兵团第七纵队副参谋长张元培及王培臣、王荣光等率部参加了胶济路西段、中段和津浦路中段战役,经过四个半月作战,共歼敌14.5万余人,解放了大片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局。1948年3月,由华东野战军第二、十一、十二纵队会合而成的苏北兵团正式组建,苏中、苏北两军区同时合并组成苏北军区,陈丕显分别担任兵团和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发起了益林、盐南等战役,经过四个月作战,歼敌2.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原与山东战场的作战。
    在华北,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组织了临汾攻坚战。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率部配合作战,临汾战役历时72天,共歼敌2.5万余人,拔除了晋南地区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粱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在这次战役中,以黄定基为旅长的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胜利完成了大东门主要突破点的作战任务,战后,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授予黄定基旅“临汾攻坚”红旗.并命名为“临汾旅”,中央军委授予“光荣临汾旅”锦旗一面。这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部队合并组成华北军区。随后,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留置平汉路以西策应兵团主力作战的第二、第六及第一、第七纵队,于7月15日至20日举行保(定)北战役,连续攻占涞水,新城、定兴、固城、徐水等城镇,歼敌1万余人;此外,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张南生、第一兵团第十三纵队副政治委员袁子钦和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北岳军区副参谋长刘彬以及涂则生、熊奎、王贵德、黄定基等分别率部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晋中战役,取得歼敌7.4万余人.俘民卫军2.6万人,解放县城14座的重大胜利,使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陷入了解放军的团团包围之中。
    三、积极投身战略决战,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1948年下半年,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装备上还不如国民党军,但已积累了攻坚作战经验,装备大为改观,兵源充足,战斗力大大增强,而国民党军越战越弱,士气更加低落,其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割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的各个战场上,无法机动。我军与敌人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果断地决定并组织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向战略要地济南发起攻势。济南战役之前,张鼎丞参与了接管济南的准备工作。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前线去了,张鼎丞留在后方主持日常工作,为做好打下济南后的接收和城市工作,作了大量的准备。闽西籍的华东野战军敌工部副部长胡成放,打入国民党守军吴化文部策反,草签了待机起义的协定。在济南战役中,闽西子弟兵伍洪祥、彭胜标、张元培、陈忠梅、张日清、陈茂辉、王培臣、王荣光等率部参战,这次战役是解放军大规模歼敌主力和解放敌人重点设防城市的开始,也拉开了与敌决战的序幕。
    (一)、直接参与战役指挥,在辽沈战役中屡建奇功
    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70万兵力在辽西和沈阳、长春地区举行了辽沈战役。在这之前,为了配合东北战场第一仗——攻打锦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派一支部队挺进绥远,拖住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使其无暇援助东北之敌。最后,中央军委决定任命杨成武担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八个旅兵力,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作战,杨成武出色地完成任务。
    辽沈战役从何处下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攻打锦州一线敌人,封锁东北,就地歼灭国民党卫立煌全军。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却一直迷恋于攻打长春,而迟迟下不了攻打锦州的决心,这是因为当时东野部队绝大部分还在沈阳以北,四平、长春附近,我百万大军要千里迢迢隐蔽南下,掩饰决战企图,几乎不可能。但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则认为,我军一段时间里对长春采取了积极行动,客观上起了示形于敌的作用,这样我军仍有可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秘密南下北宁线,取得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具体操作方法是:展开大规模的战役佯动,摆开攻打长春的态势,迷惑敌人,隐蔽我军主力南下作战的企图;南下大军夜行晓宿,采取火车运输方式,做到隐蔽快速;无线电台全面佯动,师以上无线电台在部队开始行动后一星期内,仍留在原驻地,照常和野司台保持联络;下达部队的行动命令,由司令部派参谋人员到有关部队口头传达,秘密组织实施。刘亚楼这一大手笔执行的结果,使我军顺利南下攻锦。当我军在东北完成了兵力大调动后,辽沈决战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辽沈战役以攻打义县为序幕,义县是锦州北面敌人的重要据点,9月20日,东北野战军三纵在韩先楚、罗舜初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守敌,攻下义县城。攻占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能否攻克锦州,关键在于能否阻止锦西增援之敌,故塔山、锦西阵地防御作战,是锦州战役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政治委员陈仁麒)在完成进击北宁线之昌(黎)滦(县)段,切断华北敌军出关增援通道的任务后,受命部署锦西以西以北地区。从l0月l0日开始,陈仁麒等率十一纵队配合四纵鏖战锦西、塔山,完成了21天的坚守防御作战任务。罗舜初等率三纵会同兄弟部队,拔除了锦州外围据点。至10月13日,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大战在即,刘亚楼在帽儿山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度过了紧张的10个日日夜夜。10月14日,总攻开始,激战31小时,锦州守敌范汉杰部l0万人全部被歼。
    锦州大捷后,长春守敌起义。10月19日,东北野战军兵不血刃进驻长春,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亲自飞往沈阳部署“总退却”。刘亚楼协助林彪、罗荣桓制订了“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罗舜初等率三纵、黄鹄显等率八纵参加了辽西会战,三纵砸烂了敌人在胡家窝棚的指挥中心,活捉敌兵团司令廖耀湘。罗舜初在战后被敌机轰炸,震伤了耳膜,失去了知觉,经抢救才苏醒过来。沈阳解放后,罗舜初到沈阳治疗创伤,在随后将要举行的平津战役,罗舜初虽然伤势尚未痊愈,仍表示要与部队一道进关参加战斗。东野总部政委罗荣桓在干部大会上号召全体干部要学习罗舜初的革命到底的精神。
    东北野战军经过52天的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除刘亚楼、陈仁麒、罗舜初等纵队以上领导直接参与战役指挥外,黄鹄显、王全珍、孔瑞云、蓝庭辉、刘禄长、杨尚儒、吴岱、何廷一、邱子明、邱国光、林忠照、钟池、郭成柱、黄炜华、涂通今、蓝文兆等众多闽西子弟兵参加了这次战役,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参与决战和后勤支援,为淮海战役提供全面后勤保障
    1948年1 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和华东、中原、华北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起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举行了淮海战役。
    在决战淮海的日子里,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邓子恢主持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日常工作,并同李达一道主管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还随时注意搜集敌情,通报前方。此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适应战争形势,在常委会下设立军务、党务、政务三个委员会,华东局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任党务委员会副书记,具体负责掌管地方党务工作,并负责处理组织部、宣传部、城工部、社会部、统战部、青委、妇委、农委等单位及各区党委、直属地委、市委请示的问题。邓子恢和张鼎丞均参与了淮海战役的指挥和后勤支援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工委书记、苏北兵团政治委员陈丕显在淮海战役期间负责支前工作,在华中地区动员民工107万人,担架1.5万多副,小车8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保证了前方的急需,同时还组织华中地方部队配合野战部队作战,向残留在华中沿海、沿江、沿运河和重要城镇的敌人发动攻势,收复失地。二野、三野及华东、中原、华北三个军区地方武装中的闽西子弟兵王集成、伍洪祥、邱相田、张力雄、张元培、张日清、张云龙、张宜步、陈忠梅、廖成美、陈茂辉等率部参加了淮海决战。
    淮海战役共歼敌55万余。战后仅过11天,蒋介石即宣告“下野、引退”。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我百万雄师沿着津浦线南下,国民党军闻风南逃,华中地区全部解放。
    (三)、创造 “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对平津战役的胜利起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淮海决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和华北两个野战兵团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举行了平津战役。
    在平津战役揭幕之前,中央军委、毛泽东急令杨成武、李井泉的华北三兵团主动撤围归绥,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以掩护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入关。11月29日,由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等率领的三个纵队奉命迅速向张家口地区发起进攻,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三兵团于12月7日解放宣化。随后,人民解放军将在华北的国民党傅作义60万军队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据点.实现了将敌人抑留在华北的战役预期目的。新保安之敌被围歼后,杨成武率部攻克了张家口,歼敌一个军和七个师。这样,傅作义主力西逃之路被斩断了。
    按中央军委部署,平津战役“先打两头,后取中间”,西线新保安、张家口被攻克后,东线首取塘沽。以刘亚楼为代表的前线指挥员大胆要求中央军委改变战略方针,认为先打塘沽不仅仅是因为塘沽地形不利于部队的运动和展开,还不利于战役全局,故应先取天津。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后来事实证明,先打天津是明智的决策。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决定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由刘亚楼担任总指挥,天津素有“大碉堡”之称,守敌最高指挥官陈长捷是傅作义的心腹。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妄图使其成为“固若金汤”的要塞。国民党华北“剿共”副司令邓宝珊曾断言:30天未必能打得下天津。天津战役与北平和平解放休戚相关,直接影响平津战役全局。刘亚楼精心策划,他根据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间皆平常的特点,提出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成功地运用了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联合作战的方式,指挥22个师34万兵力,仅以29个小时便解决了整个战役,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天津战役快结束时,塘沽守敌见大势已去,慌忙上船,狼狈逃窜。刘亚楼即令第十二纵主力追击,歼灭其后尾3400余人,于1月17日占领塘沽。
    天津战役的胜利,充分表现出刘亚楼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对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它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创造了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方式”起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天津一解决,杨成武等挥师北平,陈仁麒任政治委员的四十八军奉命一路攻克密云、董村、石景山等地,扫除北平西郊敌人外围据点。随后,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孤守北平的的傅作义部25万人当即陷入绝境,只好回到谈判桌。正如毛泽东所言,攻克天津,“华北问题解决一大半”。天津攻克后,终于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在平津战役中,除刘亚楼、杨成武独当一面指挥作战外,陈仁麒、罗舜初、王全珍、王奇才、孔瑞云、黄鹄显、涂通今、刘禄长、苏启胜、杨尚儒、吴岱、何廷一、邱子明、邱国光、林忠照、钟池、郭成柱、黄炜华、蓝文兆等闽西子弟兵也参加了此役的作战指挥。
    平津战役结束后,刘亚楼被任命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待兵团机关组建有了眉目,刘亚楼指示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平水带领兵团机关于5月25日出发南下,投入解放中南地区的战斗。正在这时,刘亚楼肩负新的使命,担起了组建人民空军的重任。
    在三大战役期间,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8月、l0月、11月,先后在陕西东部发动了三次攻势作战。其中,六纵(后改为六军)司令员罗元发指挥陈海涵等率领的教导旅等部,参加了荔北战役。随后,罗元发、陈海函又率部参加了冬季攻势。西北野战军在几次战役中共歼敌6万人,将胡宗南集团牢牢地钳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战略决战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于1949午2月至4月先后进行了统一整编。经过战火洗礼锻炼成长起来的闽西子弟兵,到此时已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在各野战部队和各大军区中担负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其中,在人民解放军总部,有总参谋部作战部第二局局长兼政委戴镜元,第二局副政治委员张水发,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等,在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序列,军级干部有罗元发,师级干部有陈海涵等,在第二野战军暨中原军区序列,邓子恢担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师级以上干部有卢仁灿、刘始明、赖光勋、刘昌、范阳春,张宜步等;在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序列,陈丕显担任苏南军区政治委员,王集成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有张日清、张云龙、陈茂辉、张力雄、郭廷万、张元培、伍洪祥、陈桂昌、彭胜标、蓝荣玉、阙中一、邱相田、王直、游玉山、王胜、王香雄等,在第四野战军暨东北军区序列,刘亚楼担任四野参谋长,军级干部有罗舜初、陈仁麒、黄鹄显、黄炜华,郭成柱等,师级干部有何廷一、杨尚儒、丁甘如、刘汉、涂通今、邱国光、王全珍、孔瑞云、林忠照、蓝庭辉、吴岱、李欣、邱子明、钟池、蓝文兆、刘禄长、王平水、李平等,在解放军总部直属的华北军区序列,杨成武担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军级干部有刘忠、袁子钦、苏启胜、熊奎等,师级干部有张南生、林接彪、林伟、叶青山、雷钦,范阳春、廖亨禄、刘彬、赖富、李登嵩、黄定基、王贵德、涂则生、王奇才、卢克、翁祥初等。在华南各游击队序列,1949年1月组建的闽粤赣边纵队,其主要领导均是闽西子弟,其中刘永生为司令员、魏金水为政治委员,铁坚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闽西子弟兵在全国各解放战场上指挥部队,英勇杀敌,屡建战功。
  
    四、进军福建,逐鹿中原,奋战大西北,解放大西南,为解放全中国作出特殊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的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引退”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着手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练200万军队,妄想凭藉长江天险阻挡我军渡江南下。在同国民党和谈破裂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的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在二野、三野的闽西子弟兵参加了渡江作战。解放军突破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接着,闽西子弟兵又随部参加了解放杭州、上海的战役。在渡江作战中,闽西有不少于弟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上杭藉的师级干部伍上同、黄步忠等。
    在渡江作战前后,华东局常委张鼎丞负责领导抽调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工作,同时对华中在渡江作战前的支前、扩军、生产等工作作了布置。陈丕显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政委,负责渡江作战的后勤、支前工作,同时负责配备一套由上而下完整的班子去苏南开辟新区,领导江南地下党组织和武装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上海战役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提早入闽”的决定,命令三野向福建进军,并相机解放闽、浙乃至华东所有沿海岛屿。张鼎丞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等负责提早进军福建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他们率部入闽,先后组织指挥了福州战役、漳厦战役,解放了福建。在上海组建中共福建省委时,张鼎丞任书记、粱国斌为省委委员、伍洪祥为青委书记,并具体负责组建南下服务团,随军进驻福建,参加福建的解放和建设工作。6月2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成立,张鼎丞从此主政福建。
    在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中央确定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在四野的闽西子弟兵随部进军中南。四十军军长兼军党委书记罗舜初率部以破竹之势,解放了驻马店、信阳,接着横渡长江,解放武汉、株州等重要城市。陈仁麒等率四十八军以战略行军姿态向南猛进,直插赣州,随后发起赣西南战役。经一个月的作战,歼灭了国民党二十三军及七十军万余人,解放了江西全境,为进军广东创造了条件。十三兵团三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吴岱、四十七军参谋长黄炜华参与指挥了宜沙战役;十四兵团第四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郭成柱率部留在河南剿匪。
    在向中南进军过程中,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的邓子恢,参与了各次重大战役的决策和指挥。9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分东、中、西三路向两广白祟禧集团进行追击。在西路十三兵团的吴岱、邱子明等率部由常德、桃源地区的沅陵、芷江挺进,并在武冈地区歼敌一部;在中路十二兵团的罗舜初、钟池、黄鹄显、马仁辉、蓝文兆、李平等率部参加了衡宝战役,该役消灭了白祟禧精锐部队近四个师共4.7万余人,迫使白祟禧部退入桂境。此后,在西、中路的闽西子弟兵又随部人桂,围歼白祟禧集团,解放了广西全境。
    在第二、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领导的华北各兵团对太原发起总攻。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委员、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及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军长兼党委书记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参谋长熊奎和所属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第六十军一七九师师长黄定基、第六十一军一八二师政委王贵德等率部参加了战斗。刘忠、袁子钦、熊奎等率六十二军完成了攻防战斗任务,歼灭了大量敌人,计俘虏太原守敌指挥官孙楚、王靖国以下蒋介石、阎锡山官兵1.8万余人,毙伤敌1.5万余人。
    太原解放后,大同、绥远和平解放。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奉命进军西北,配合第一野战军消灭胡宗南集团和马家军,解放大西北。此时,在大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我第一野战军不等华北两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一野司令部决定将解放西安的任务交给罗元发、陈海涵所在的第六军。5月20日,罗元发率六军突破渭河敌军防线,兵分三路进军西安,当天,西安这个西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本营,终于回到人民怀抱。西安解放后,罗元发兼任西安市警备司令,负责维持好城市治安,迅速恢复了城市新秩序。此后,罗元发率部击退了胡、马两军的反扑,再次攻克礼泉、乾县、兴平诸县,歼敌1.3万余人。6月底,十八兵团六十军政委袁子钦,六十二军军长刘忠、参谋长熊奎,以及黄定基、王贵德、涂则生等率部胜利到达关中,集结在咸阳地区。这时,西北我军已占相对优势,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具备。7月中旬开始,罗元发、刘忠、袁子钦等各率部参加了扶眉战役,重创胡宗南集团,此役全歼胡四个军4.3万余人。扶眉战役结束后,他们又率部参加兰州决战,歼马步芳部主力4万余人。兰州大捷,使西北敌军主力丧失大半,打开了进军新疆、宁夏的门户,加速了西北全境的解放。兰州解放后,罗元发率六军,刘忠率六十二军配合一兵团王震司令员向西进军,乘胜追击河西走廊的残敌,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不久,新疆和平解放。罗元发奉命率部迅速进疆,接管迪化和北疆防务,维持地方治安,改造起义部队。
    至1949年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半年的进军作战,先后解放了华北全境、华东和西北、中南大部地区。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广州迁往重庆,其残存于大陆的两个主要集团胡宗南部和白祟禧部正分别撤向西南各省和广西一隅。执行解放大西南任务的是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在二野的闽西子弟兵李德安、张力雄、刘昌、赖光勋、范阳春等率部随大军于l0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在华北十八兵团的刘忠、袁子钦、熊奎、王贵德等率部在西北扫清陇南残敌后,开辟了入川的进军道路;在四野第四十二军任政治部主任的郭成柱、四十七军任参谋长的黄炜华等率部由湘鄂西地区向国民党军宋希濂部作战,求歼其主力于鄂西地区。他们率部先后参加了解放贵州、重庆的战斗和成都战役.为解放西南诸省作出了贡献。
    五、积蓄力量,群策群力,为闽西解放作出卓著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悍然撕毁《停战协议》,挑起大规模的内战。福建国民党地方当局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残酷“清剿”闽西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据点。1946年7月29日傍晚,驻永定合溪、汤湖、西溪的国民党省保安团,纠集300多人,分数路突然包围了合溪半山,袭击中共闽西特委机关和杭永县委机关,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特派员马发贤等5人不幸牺牲,其他6人被捕后投入永定监狱。不久,中共杭永县委特派员谌春生等5人也遭国民党杀害。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永定合溪、西溪、金砂等革命据点进行了大规模搜捕,100多名无辜群众遭逮捕、杀害。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摆在闽粤赣边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民主,保持武装,保存干部。为此,1945年8月28日至9月3日,中共闽粤边委员会在平和水尖山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确定了边区党委关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保持革命力量的新的任务。会议特别指出闽西各级党组织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地态度,精简隐蔽,整顿组织,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为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后,闽西各级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结合当地具体的实际,开始贯彻执行分散发展、隐蔽斗争的方针。
    连城县党组织把党员分散到农村,适时地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乡镇筑碉堡、派丁拉夫的斗争。连城不少乡村,通过乡民代表向国民党连城县政府写报告,要求“裁撤本乡所设民夫队,以轻民负”,发动代表联合向县政府请求停止派丁拉夫。在党组织发动下,1945年下半年,连城朋口30多人联合行动起来拒绝当民夫。各地通过开展抗税、抗粮、抗丁、抗租斗争,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及时地隐蔽了党的组织。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带头隐蔽,如连城工作团负责人戴炳辉以做木工为掩护,在北团、四堡、莒溪、新泉、庙前、赖源一带,广交农民朋友,培养力量,建立组织,为迎接对敌斗争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46年2月,在松源成立了中共杭武蕉梅边县委,书记王立朝,县委把力量分散在上杭的中都、下都、湖洋、濑溪、上登、永定、峰县,武平的象洞,蕉岭的高思、兰坊、三圳、新埔、广福,梅县的松口、嵩山、白渡、松源、隆文、悦来等地区活动,开辟山区新据点。1946年5、6月后,闽西特委成立了推进队,在武平、上杭边界活动。
    龙岩县委把机关和武装人员以3--5人为一组,开展分散隐蔽活动。县委书记吴潮芳深入到大池大东坑一带,领导岩西北地区的人民群众开展合法斗争。1947年7月,龙岩县委又将组织起来的武装工作队,分成若干小组分散活动,在各地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不久,在岩西北重建了3个党支部。同时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斗争和实行减租减息,破仓分粮,争取和瓦解乡保武装,扩大了统一战线,建立了乡保“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通过分散活动,闽西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迅速发展。到1946年3月左右,整个闽西地区(当时武平县属粤东地区管辖)有5个县委、5个工作团和1个工作委员会。其中永定县委所属的34个党支部、348个党员全部恢复了组织活动,长汀县有2个支部、12个党员也恢复了活动。
    1947年5月上旬,闽粤边工委在永定河凹头的园头山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以粤东为重点,先粤东后闽西南”、广泛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闽粤边工委扩大会议精神,1947年8月20日,中共闽西地委在永定金丰大山雨顶坪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总队闽西支队(简称“闽西支队”),蓝汉华任支队长,林映雪兼任政委,郑永清任副支队长,邱锦才任副政委,胡汉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3个班,有成员40余人,长短枪20多支。闽西支队在一年零四个月里,经历大小战斗80余次,消灭国民党自卫队中队2个、乡保武装人员数百名,摧毁国民党乡公所12个、警察所1个,毙敌92人,俘敌250多人。
    1948年秋冬,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闽西国民党负责人李汉冲、练惕生、傅柏翠商定,乘练惕生到龙岩接任专员时,借迎接新专员为名,把闽西各县国民党军政要员召集起来,在上杭县郭车傅柏翠住宅秘密召开郭车会议,草拟了起义宣言,研究了行动计划,表示坚决拥共反蒋。5月22日,由傅柏翠、练惕生、李汉冲等率龙岩、永定、上杭、武平4县县长与省保安第四团官兵4100人,在上杭宣布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统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将起义部队改称闽西义勇军。
    闽西起义后,为了统一并加强闽西南地区人民武装及起义部队的作战指挥,于6月3日在永定的湖雷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西南临时联合司令部,负责做好支前和城市接管工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闽西地区除长汀、龙岩外,6座县城先后被解放,并部分地开始了接管建政工作,使闽西和闽南、潮汕、梅州、韩江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闽粤赣边的广大解放区,为进一步打击逃敌,彻底解放全边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9年6、7月份,国民党第十二兵团胡琏兵团4万多人,在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追击之下窜扰闽西,闽西各县立即恢复反动统治,闽西人民进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
    8月中下旬以后,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压境,南撤闽西的国民党溃军在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所属主力的部队、各县独立团及地方武工队、民兵的不断袭击下,不敢久住,胡琏残部被逼退往潮汕一带。第七支队、闽西义勇军及各县独立团各部队抓住战机,沿途追击。因胡琏残部500余人撤出永定,经峰市向大浦溃逃,第七支队和永定独立一团迅速收复永定城,永定宣告全境解放。27日,残敌王靖之部撤离上杭城,上杭独立三团和县军管会随即入城,上杭全县解放。8月30日,窜扰龙岩的国民党第五十五军曹福林残部迫于形势,仓皇撤离龙岩城,闽西重镇龙岩宣告解放。
    龙岩解放后,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根据边纵司令部的指示,立即令第八支队挺进闽南参加漳厦战役。此时,漳平已成孤城,第八支队第四团第五营,抓住战机,于9月11日,向漳平县城发动攻击,激战两昼夜,守敌不支,弃城逃窜,第五营紧迫至永福。永福镇联防大队起义,漳平国民党代理县长陈祖仁率自卫团400多人逃往永福后投诚。9月13日,漳平县城收复。9月下旬,宁洋游击大队(闽西北游击纵队第六支队)直逼宁洋县城,国民党宁洋县长率县自卫队100多人起义,10月1日,成立治安维持委员会,宁洋解放,自此,闽西南大部分县获得解放。
    10月中旬,全面解放闽西的战斗打响了。进驻江西会昌县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四四师第四三一团派出一个加强营(第二营),于10月16日从会昌城向武平进军。17日在离武平城30多里的小密消灭敌人一个加强排后,采取智取战术进入武平城,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战斗,歼灭守敌570余人,解放了被强迫征集的壮丁20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各类枪支1000余支、子弹数万发、白银数十箱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胜利收复了武平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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