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一个蜚声中外的伟大女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团结国民党左派,积积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日救国与争取民主自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四军作为抗日战场的一支主力部队,它的建设和发展壮大也倾注了宋庆龄的无数心血。
    创建保盟宣传新四军
    1938年6月14日，为广泛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抗战，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亲自担任主席。为便于开展工作，保盟分别在广州、上海设立了分会。抗日战争初期，大片国土被侵华日军占领，新四军毅然开赴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宋庆龄曾指示保盟利用自己的出版物宣传新四军，《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发表过述评《中国的新四军》和美国伊文思•卡尔逊反映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地报告《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等；另外，保盟还出版过战地记者杰克•贝尔敦写的《新四军》，以及年报《在中国游击区》等。它们传播较广，在海内外都受到关注。
    支持皖南新四军大批医疗物资
    保盟按照宋庆龄“香港主要支援八路军，上海则负责支援新四军”的指示，在物资援助方面帮助新四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获悉那里药品、医疗器械极为缺乏，就马上建议他们与保盟联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很快找到了保盟上海分会，同秘书耿丽淑(原名塔利塞•格拉克，美国人)进行接洽。沈其震不仅带去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医务工作情况的照片，以及千疮百孔的日军军旗、钢盔和士兵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还有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片子。耿丽淑看了十分兴奋，便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进步人士请来同沈其震见面，大家决定利用这些实物举办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会，让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接着，耿丽淑为沈其震搞来一张赴香港的船票，并告诉他怎样去找宋庆龄。当沈其震抵达香港见到宋庆龄时，他转达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问候，并呈上史沫特莱亲自打印于丝质白手绢上的函件。宋庆龄亲切地告诉沈其震，她已经知道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募集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沈其震返回后，新四军军部及时地得到了一大批急需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的“白浪多息安”属国外刚投产的消炎新药。
    1939年4月，沈其震写信向保盟反映，军中新建的可容200名伤员的病房急需蚊帐和奎宁。宋庆龄闻讯很着急，决定尽快解决。于是，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第二次派出民众慰问团，吴大琨为团长，殷扬(扬帆)为副团长，成员有白蚀(王元化)、王婴(王曼秀)、田荒(白沉)等20余人，他们携带着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和400听炼乳等赴皖，送往新四军驻地。同年5月，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前线医院急需毛毯，便立即筹措。她在主持起草的保盟工作报告中向国外援华团体疾呼：“在9月份之前把两万条毛毯运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10万名伤兵。”由于宋庆龄的威望，这一呼吁得到积极响应，以至捐赠数目大大超过了预期。
    同年冬，叶挺在沈其震陪同下从重庆飞到香港，专程去拜访宋庆龄。“孙夫人，一别10多年，今天有机会来看望您，太高兴了。特别是这一年，保卫中国同盟支援我们不少医药和其他物资。我代表新四军指战员特地来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叶挺一进门就感激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你们前方战士为了祖国，在浴血奋战，我们做点工作完全应该。”宋庆龄高兴地设宴招待，“来，边吃边谈，你们在前线太辛苦了，吃顿家常便饭，也算是表示点心意。”席间，叶挺介绍了新四军的战斗形势，宋庆龄则谈了保盟的活动和国际形势，他们谈到很晚才分手。当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一批他在保盟仓库里选定的急需物资也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