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说:“野战军过去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求得到达一定的地区创造川西北苏区,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以后的战略方针是为的求得与中央野战军的会合。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合的伟大胜利,我们已经造成了打大胜仗创造广大的新苏区的有利条件,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变为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社论并论述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三点有利条件:一是“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基本的战略方针,这并不是推翻我们赤化川西北的方针,而是扩大我们的地区与加紧我们的任务,同时必须了解川西北的松理樊咸一带,是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的地区,地形上也不适宜进行广大的运动战且易为敌人封锁。正因为这一地区的落后,不为敌人所重视,所以有利于两大主力约会合,有利于我们进行短期的林息与整理。可以作为我们暂时依托的后方,可以把这一带开展成为广大的游击区域并发展成为新苏区,但主力红军不能久留在这些地区,久留会失掉我们的前途。因此,不能将川西北地区作为我们的基点,不能作为我们永久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而要依托着这一地区继续前进,在川陕甘的范围内向着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后民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前进,来实现我们赤比川陕甘的伟大任务!”二是“川陕甘地区是很广大的。人口众多,经济上虽不及长江下游,但足够解决我们红军的需要,同时这一地区离开反革命的中心较远,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内部的矛盾亦极复杂,特别是川陕甘都是现存革命斗争最紧张的地区,在陕甘有着群众的暴动与游击战争的开展,有着回民暴动,有着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活动。在四川有着通南巴的与川西北的广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有着红一、四方面军的活动,有着川南游击战争的开展,这些都使我们具有很顺利的条件去创造中国革命领导的中心——川陕甘广大地区的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三是“在川陕甘创造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不仅有着充分的与胜利的条件,而且这一地区存在着千百万的少数民族,我们可以经过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帝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与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最亲密的联系起来,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提到中国革命后备军的阶段,更有力的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这一地区与苏联和外蒙人民共和国接近,我们可以抓住有力的阵地担负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估计到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估计到无产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领导的意义,估计到我们国际的光荣任务,党中央关于在川陕甘成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无疑的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尽管红军继确立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后,又最后确定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十分良好的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对此,《红星》报出于停刊没再作报道。但该报的上述社论已表明红军把长征的落脚点最后放在陕北,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摸索才确立的,这是历史的实际。
二、《红星》报关于长征途中红军举行重大战役及各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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