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信息优势”是怎样形成的呢？长征中，红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无线电台的侦听破译。中央红军早在反“围剿”作战时，就组建了无线电分队，开办了通讯学校，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掌握了当时堪称“高技术”的无线电侦听和破译技能。长征途中，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能准确了解敌人的行动部署。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空中侦察，但四渡赤水的那段时间，恰好是贵州春雨绵绵的季节，再加上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犹如盲人摸象。如此一来，两者之间的较量，胜负高下岂能有变？连龙云也叹息道：“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今天，我军的武器装备仍然处于弱势，转化优劣对比，取决于能否抓住克敌制胜的关键环节。当前，制信息权有了全新的概念，除了传统的情报侦察，以新的C4ISR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支持能力与信息对抗能力，成为新型战斗力的独立要素。加强对制信息权的研究，尽快提高整体信息作战能力，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各根据地的红军，开始长征时并没有统一目标，联络中断，仓促上路。可路线选择却不约而同地朝向同一个目标。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赵一平（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看似偶然，实际上反映了必然。红军长征时，抗日救亡成为最主要任务，但红军又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族危难和自身生存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着长征的战略方向。

　　长征首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保存有生力量。解决生存危机，必然选择国民党军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作为战略转移的突破口。自近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西部落后，前者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敌人的兵力集中在那，而西部地区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因此，向西突围成为各路红军的目标。

　　同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矛盾焦点在华北。中国共产党要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必然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结合起来，把红军突围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结合起来。选择靠近华北的西北地区，是经过周密战略运筹的结果。

　　1935年6月，红军懋功会师后，一度出现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大争论。最终还是决定红军主力继续北上，在陕甘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北上抗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在时间上恰逢其时，顺应了民心，顺应了时代，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为革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能不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确立正确的方针，关系到革命成败。这里，有抓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也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把战略转移方向选在西北，并抓住革命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化的历史机遇，不仅对红军夺取长征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后续历史进程。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持续的过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当代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要科学筹划，逐步推进，保持后劲，任何忽略周密的战略运筹，把复杂过程简单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起点较低、基础较差、发展不平衡的军队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记者：红军由“抗日必先反蒋”转变为“北上抗日”、“逼蒋抗日”，又由长征初期的被迫退却转为向西北的战略挺进。这一系列大变化，充分说明了我党把握形势、统驭全局的能力。这对当今我军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有何启示？

　　温瑞茂（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国难当头，要救亡图存，不要家国沦陷，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