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邓州,本来有屋又有田
习老祖籍在河南省南阳邓州十林镇堰子川习营村,地处南阳盆地西北,背靠八百里伏牛山脉之头的灵山,山势余脉延伸成一片平川。
因上游泉眼众多,河水充盈,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修堰灌溉,故称“堰子川”。
辛亥革命前,按清朝的基层行政设置称“堰子里”,隶属内乡县师岗镇管辖。
习营村是“邓州习氏”的发祥地
邓州习氏始祖习思敬,于元朝末年参加农民起义,自江西新淦县辗转流落到此,娶当地名门大儒赵子良之女。习赵两姓,关系亲密。习思敬夫人长兄赵贵的次子赵亨,于明永乐年间任淮安府同知,后升任广平府太守。
到了清朝,习氏人丁渐渐兴旺。习栋一派发展最快,五个儿子中,以次子应榜、三子应旗两支人口最多,分别以“二门”和“三门”著称,其中尤以三门人口为众。到第十代时,因居住条件所限,不得不分开居住。
三门习斌一派,分居到老营西约里许,人称“小习营”。习老祖上就属于习斌一派。不论大习营还是小习营,外界统称“堰子习营”,拥有堰子川百分之六十的肥沃土地。一千多人的村庄,每年要上交三四十万斤原粮。整个堰子里正常年景每年上交一二百万斤原粮。因此堰子川又有“粮仓”之称。
遭遇匪患,屋宅两次被焚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朝廷腐败,官贪吏敛,匪霸觊觎。邓县境内,土匪四起。汤山、禹山、朱连山、高集、彭桥、九重、香花、厚坡一带的土匪最为猖獗,“三山加一坡,兔子没有土匪多”。堰子川地处偏僻,因物阜民丰招来了土匪们的垂涎。土匪们最先看重的是富有人家。
习老祖上,从十一世祖习文中开始,到十五世祖习国科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之一,拥有水田和旱地二三百亩,常年雇有帮工和伙计。紧临爬鱼河北岸有一处院落,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80米。共两进院落,前庭后院,青堂瓦舍。屋内方砖铺地,院中青砖铺路。宅地南边离河不远处修造带辘轳的水井一眼,另有碾盘、磨坊一应俱全。整个小习营和邻近村庄的人们都在这里吃水、磨面。
习国科一家成了土匪们看中的肥肉
几伙土匪轮番上阵,先要后抢,再后来拉人绑票。习国科全部家产很快被折腾殆尽。土匪们见无油水可榨,竟放火将习国科一家的房子给烧了。老夫人被吓死,习国科也在悲愤中离世,其三个儿子玉策、玉盈、平盈各奔东西。
习玉策(习老的曾祖父)和夫人伐了一些河边栽种的树木,在废墟上用残砖烂瓦,将就着盖了三间上房和两间偏房。因劳怨过度,夫妇俩相继早亡。为了掩埋父母,习永生(习老的祖父)和妻子,张氏把南河的地又当出去五亩,准备待缓过劲时,再把地赎回来。
谁料老天爷连年大旱,李风兰又出动大批土匪,将小习营洗劫一空,连牲畜都一个不留。不久后,薛成德的土匪又来,见财物被李风兰抢劫一空,自己白跑一趟,怒气难消,遂命手下将堰子川引水浇田的堤堰和闸门全给扒了,又放火把村中象点样的房屋全烧了。
习永生父亲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房屋也没有幸免。土匪们屡次拉人绑票,都是限期交款,若逾期交不上就杀人“撕票”。薄地难卖,好地抢手,为了救人就只有先卖好地,才不至于耽误时间被土匪撕票。几次贱卖之后,习永生家田地已所剩无几。为了修缮被土匪二次烧毀的房屋,习永生只好把爬鱼河南岸老虎洼的几十亩地也贱卖了。习家仅剩二亩半薄田。堤堰被毁,兼之连年大旱,庄稼严重欠收,一家人生活艰难,必须另谋生路。
习老祖父携妻带子迁陕西
习永生多方打听,得知秦地关中、三原、渭南一带地广人稀,民风淳朴。老营的习兴哲和马登(淅川县马登镇,离堰子习营不远)的一家远房亲戚方有义,于“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去了陕北,定居在三原一带。习永生遂决定携妻带子去陕西谋生。
光绪六年(1880年),麦收过后,习永生同堂弟永俊商量上路。永俊他二爹的次子,排行老三,读书不多,有一把气力,为人忠厚勤劳,也乐意帮大哥一把。就这样,习永生带着妻子和五岁的儿子,同两个弟弟,踏上了“下陕西”的道路。
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经内乡县、西峡口、丹凤、商南、绕西安,过三原,于六月底到达了富平县淡村乡的南堡子村。在村子里,兄弟几个找了一户人家歇脚。主人家也是河南老乡,热情款待了习氏兄弟,并告诉了一个好消息:富平县衙发下告示:招募客民计口授田,与本地人同等对待。无论河南、四川、湖北,凡愿意报名者统一分配,也可自愿选择落户地点。原来,这家主人姓黎,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从河南逃荒而来
富平一带从光绪四年开始,连续三年大旱,六粮不收,又瘟疫流行,饿死病死的人十有六七。大片土地荒无人种。从去冬至今,才算平定下来。习永生夫妇和堂弟习永俊庆幸来的正是时机。按照黎姓老乡的安排,在南堡子先住了下来。随后向官府报了姓名,算成了名正言顺的富平人。习永生将堂弟永俊暂且留下,帮助开垦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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