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习仲勋”这个名字了。是从祖父的故事里听到的。我的祖籍在陕西渭北朝邑县（今已并入大荔），紧靠着富平和耀县。富平是习老的故乡，耀县北山则是他早年闹革命的地方。祖父是个好赶热闹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周围各县的大小庙会，他都不误。说有一年在耀县四月八庙会上，他遇到了一个人立在戏台上讲话。那人个子高，面貌英俊，腰间扎着皮带，别着手枪，精精干干，讲的都是咱穷庄户头爱听的话。讲到紧火处，就举起拳头喊口号：“打倒地主老财”，“打倒封建剥削”，听的人就跟着喊，还有的人拍手叫彩，像捧名角子唱戏一样热闹。人群里便传开来，说这就是富平闹革命的习仲勋，能文能武，见过大世面，会飞檐走壁，双手放枪，连杨虎城的队伍都拿他无法。祖父讲到这里，满脸兴奋得涨红。他当时已是70多岁，却像突然变年轻了，说：“咱一听，就赶紧拨开人群往前挤。碰巧人家讲完了话，跳下戏台同穿烂烂棉袄的庄户头握手。刚好叫咱碰上。人家握着咱的手问话，咱刚一开口，人家就说，‘你像是东府人?’咱说‘是朝邑安仁镇’。人家说，‘你那地方我到过，黄河边崖上，土地平，今年麦情好吧?’咱说‘好着哩’。人家大声说，‘麦子丰收了，不能填财东的没底坑。’听，人家说这话，咱穿烂烂棉袄的庄户头爱听。”末了，祖父问我，你娃知道这个习仲勋是谁不?我说不知道，祖父很神秘地说：“现如今人家是咱北京国务院的副总理。”

    “飞檐走壁，双手放枪”有多厉害?“副总理”这官有多大?四五岁的小孩子不明白，但是“闹革命的习仲勋”从此却在我心目中成了英雄。今天回想起来，这是我平生上过的第一堂党史课。在祖父的渲染下，习仲勋的形象是朦胧而高大的。这是陕西关中老一辈农民心目中的习仲勋，是民间传说中的习仲勋。祖父所讲的故事，大约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可见，出生入死、英姿勃发的青年革命家，留给游击区乃至国统区人民的印象有多深刻，有多广泛。

    以后过了许多年，当我有机会对西北革命的历史进行过较为深入系统的了解和研究审视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习仲勋”这个名字的不同凡响。他的确是一个富于传奇经历的职业革命家。他1926年参加革命时年仅15岁，发动领导西北地区著名的两当兵变时也不过十七八岁。他是刘志丹很要好而且十分器重的革命战友。他们同谢子长、阎红彦、吴岱峰等先后共同领导创建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担任军委主席。习仲勋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年仅21岁。那种英姿勃发、年轻有为的情形，可想而知。正是这块根据地，同马明方、马文瑞等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共同组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提供了落脚点。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习仲勋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他又作为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率领部队圆满出色地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历史重任，被人民誉为“西北救星”……

    50年代初，他调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宣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5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其间近20年，习仲勋蒙受不白之冤，但在西北人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功勋卓著的老革命，是深受人们爱戴的新中国的创造者和领导者。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彻底平反，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勇气与才干仍然不减当年，在党中央的领导、支持下，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大胆试验，杀出了一条血路……

    当我1989年有机会同习老见面时，我的祖父已去世多年。参加革命整整一个甲子年的习仲勋也已经是70多岁高龄的古稀老人。

    那是早春二月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农历大年初三晚间，突然接到陕西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习仲勋同志有一篇纪念班禅大师的文章要写，要我立即到机关接受任务。我当时在陕西省委研究室工作，早几天就听说已经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老回到阔别多年的陕西考察工作。到了机关才知起草小组由习老的老部下、时任省人大副主任的李连碧牵头，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参加。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负责联络的同志讲，习老眼下在宝鸡市考察，明天一大早想接见起草小组，并谈文章的内容和写法。我们于是乘车连夜赶往宝鸡。一路上，李连碧讲了许多解放初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时的情况，末了很有感情地说：“习老和马老他们是西北革命的精英人物。你们年轻，又能写，以后可以把他们的革命经历写出来，对青少年是很好的教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宝鸡渭河边上一家新建的宾馆见到了敬仰已久的习仲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会客厅里光线很好。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等待。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身着整洁深色中山装的习老在时任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金色的阳光照耀着他，使那笑容可掬的脸更加显得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们站起来。李连碧迎上前去。

    “噢，连碧同志，你身体还好吧?”
    “我好着哩，还是瘦。习老身体好?”
    “嗯。只是还不能称老。在西安也许勉强可以‘称老’，到了北京就不行啦。我才70多，北京80岁的人还多哩。”说着爽朗地笑起来。大家也都笑，原先思想上的那一点紧张和拘束感顿时像小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了。

    接下来，李连碧把我们3个人一一作了介绍。说到我的时候，习老问：“你这么年轻，有多大岁数?”

    我说：“30岁了。”
    习老说：“嗯，三十而立。政策研究室是常委的智囊团，你们几个是笔杆子吧。”
    张勃兴打趣说：“都是大笔杆子，省委专门挑选出的。”
    习老很高兴，要大家坐下说话。
    张勃兴又说：“习老，李主任他们4个人是昨天连夜由西安赶来的，路上车还坏了，早晨5点多钟才到，几乎一夜没睡觉。”
    习老说：“大家辛苦了，特别是连碧同志，也70多了吧。你是我点的名，50年代，你就任陕西省委秘书长，一说要在陕西找人写文章，我首先想到了你。他们几个是你的助手吧。”
    李连碧说：“习老有什么想法就说，我今天还是你的秘书长。”
    “对，咱们再合作一次吧。”

    大家都乐了。客厅里的气氛更加宽松而愉快。一夜辛劳，随着一阵谈笑风生，早已不知去向。习老开始谈自己的想法。他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唉，白发人送黑发人呀!班禅大师比我小20多岁。1951年他应中央政府之召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签字仪式，路过西安我们见面时，他才十四五岁，长得眉清目秀，和善聪慧，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要由青海动身回拉萨去，西北局负责派员护送，我还专程赶到西宁附近的塔乐寺为他送行。那次临别，他哭了，握着我的手说：‘习书记，我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努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我和班禅大师从此成了知己朋友。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拥护，对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人民真诚拥戴和热爱，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从个人交往来讲，我们相处很好。他对我很信任，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就找我来谈。直到去世前这一次进藏，他还专程到我家里告别。我见他胖得走路都不灵便，便提醒他说，你可不能再胖了，太胖对心脏不好，他笑着说，习书记，我这是专门养的老佛爷形象，藏族僧众看到我瘦了不好。我说你老佛爷形象也得符合医疗保健呀。他说他还年轻，等这次回北京就减胖。我这才放心了，两人手拉着手，我送他出门上路。谁料到他会一去不复返……”

    习老讲到这里，停下来，由衣兜里摸出手帕擦眼泪。我们几个人都被他的真情所感动，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眼睛。

    “班禅大师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争取西藏自治区的文明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不幸逝世后，中央决定要我写一篇文章来悼念，并建议由中央统战部负责起草，我想来想去，还是到陕西找人一道来写。我对班禅大师的感情要体现充分。语言要平实真诚。要突出他的爱国思想和热爱西藏人民的赤胆忠心。不要突出我个人，更不要居高临下，政治说教。原先有人写了一个稿子，毛病就是借机突出个人，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相比，个人又有多大的历史功劳?有什么值得标榜，值得宣扬呢?我们有些同志为此吃过大亏，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将来还要吃大亏!”

    说到这里，习老显得有些激动，也有些生气。似乎还要说点什么，又把话强忍住了，说：“好吧，我先讲这么多，你们先讨论提纲，写出个初稿来我看了再说。原先那个稿子中的一些材料也可以吸收。”

    那次见面，总共不到一个小时，习老谈话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小时，但他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简约深邃，动情透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次强烈的感召和震撼。对于我，更是深切地体会了情真意切、胸怀坦荡和虚怀若谷这样一些成语的真正含义。第一次见面，我上了生动深刻的一课。等到过了不惑之年，经历过更多的人事之后，回想起来，就越发感到习老那浓缩了的耐人寻味的话语，格外值得咀嚼。

    第二次见面，大约是过了一周。纪念班禅的文章定稿后，习老要回北京了，李连碧去送别，回来说：“习老提出要见见你们几个。”于是，在西安人民大厦后五楼，我们又见到了习仲勋同志。他当时有些伤风，正在吃药，但却不顾医生劝阻，执意要同我们谈谈。一见面，习老就说：“我对连碧同志讲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就这么定下来，可以发稿了。《人民日报》催得很紧。”

    李连碧说：“时间太仓促，他们3个人每人写一部分，我最后统的稿子。”

    习老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分工负责，各写一段，我看不错。文章写得很有文采，动了感情。我修改的时候，又一次掉了眼泪。”李连碧说：“他们3个人，都是学文史的，善于修辞。”

    习老说：“还有一篇文章要写，是纪念王炳南同志的，早就说要写，一直没有动笔，随后如果需要，请你们几位到北京来写。”
    李连碧说：“这完全可以。”

    我们几个人也都点头表示同意。

    习老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很动情地说：“西北革命中，我们牺牲了许多好同志呀，他们的事迹，至今知道的人不多。像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他们的斗争经历都十分丰富，很值得写。你们年轻人，可以抽出时间，做做这件事情。把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很有必要。”

    习老语重心长的这段话，坚定了我利用业余时间了解和反映西北革命历史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次拜见习老，是9年之后，即1997年4月在深圳。此时我已在延安市委任职工作，为希望工程募捐到了特区。听说习老住在这里，就很想一见。经同秘书联系，说习老须静养，谢绝会客。第二天，我却出乎意外地接到电话，说习老提出要见延安来的同志。我很感动。近十年不见，习老身体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他一见面便问：“听说你回到延安工作，这很好。我也很想回延安看一看。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