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范行正启新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中国社会自古就一直有景仰风范的情结，期盼着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国强民富。

    经过时光粗砺的磨洗，周恩来成为人民心目中敬仰和向往的“楷模”。只要谈到为官之鉴，今天的民众依然群指“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居高位，两袖清风”，“总理的职务，普通人的生活”。“将欲治人，必先治己”，其身正，不令而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周恩来经常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封建王朝衙门口还挂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周恩来很清楚，“衙门作风”是历朝历代的痼疾，它仍然会存在于新建立的行政体制中。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21世纪也许能够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事情做得好还是坏，除了能力达到达不到外，还有一个思想态度和认识觉悟的问题。周恩来信奉“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的哲理，他把思想改造看得特别重要，“要把思想改造看成与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

    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作了关于《过好“五关”》的报告：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他特别强调了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因为这三者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尤为深厚，过不好这三关，其他的都谈不上。

    周恩来讲，物质生活方面，领导干部应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多了才好，对物质要求还是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感到受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应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在亲属观方面，子女教育关系未来风气，周恩来疾呼，“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提出了执政为官的根本：“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轻视对官人道德品质的要求，那是好大喜功的犬儒主义的短见；而做一个有民望的官人，徒有崇高的政治愿望还是空，贵在按信仰去实践。领导只有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才能增强领导别人的说服力、感召力。群众看领导，就是看领导怎么要求自己；下级看上级，就是看上级说后如何做。费劲口舌的说教，往往不如一个鲜明的示范效果来得快、影响深。

    “打铁先要自身硬”，周恩来用自己的行动昭示了新的执政理念。

    20世纪50年代，黄河大水冲歪了郑州一座铁路桥墩，由于技术不高最后决定用人力拉纤的土办法把桥基拉正。周恩来亲临现场拉纤，给劝阻的众人说：“这里没有总理，只有纤夫。”

    周恩来经常乘坐红旗轿车，有关部门建议他使用一辆“奔驰”，他断然拒绝：“总理应该坐国产车，带国产表，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尊严。”1958年周恩来到天津视察工作，在顺便自费请南开中学的同学吃晚饭时表示：“南开中学把我过去住过的那间宿舍，办成‘周总理纪念室’，你动员他们取消。我现在是以同学的身份要求取消；如果不行，我就要采取行政手段，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命令了。”

    这样震撼的实例还有很多：事必躬亲彻夜工作，争辩纳言不独断，田头车间做调研，撤掉政府大楼的建设计划，反对装修西花厅，平掉自己亲人的坟头，让侄女到内蒙古工作，不让政府给弟弟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和直率坦言的老农交朋友，与满手油渍的工人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