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关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早期认识与实践
•     周恩来五、六十年代对破坏民主集中制行为的规劝、批评与抵制
•     周恩来关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主要贡献

    周恩来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包括维护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们二人这方面有相当大的重迭，但他们毕竟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且他们还有大同之下的小异：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细微的不同的认识，在某些问题上强调不同的倾向性，甚至在一些个别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他们的“大同”与“小异”之处，细心的研究者是不难发现的。

    一、周恩来关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早期认识与实践

    无政府主义和专制集权主义，是国家政体、领导体制方面的两个极端，在这方面，周恩来很早就有所认识。l916年作为学生的周恩来就在他的习作《诚能动物论》一文中指出“故一人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对专制制度提出尖锐批评。1919年，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名下用英文写道：“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我们的箴言”。他还提出：“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在创建旅欧党团组织过程中，他针对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种思潮在留法学生中的影响，经冷静的观察和剖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压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太兴盛过”。他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顺应社会变迁的客观趋势，得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他针对当时在留法学生中颇有影响的“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国家至上”等错误观点，在《少年》、《赤光》上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文，提出国民革命应首先弄清敌我友，强调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奴隶主义；提出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领袖和集体的关系。在留法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大革命失败，党内思想混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抬头，中共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八•七会议，周恩来针对陈独秀的家长制和瞿秋白、李立三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在党内造成的严重后果时指出：“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党部机关尤多形成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生活相隔绝”而倡导党内民主、联系群众，并提出应从基层恢复党的组织等意见。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由他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中，提出坚决肃清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并指出“从前组织上有‘家长制’的形成，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地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需要以党内民主、党员的广泛参与为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家长制、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周恩来在《告全体同志书》中强调“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一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1929年9月28 日，他在由他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九月来信”)中，就军队中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指出“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否则于斗争是有害的”；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在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问题中，“九月来信”明确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政治的领导”。“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会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的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其后，周恩来在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方面，较多地侧重于制度建设。他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l943年4月22日，周恩来为南方局干部做报告时，就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而写的提纲：

    (一)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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