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严谨细致，关怀备至。

    凡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考虑缜密，举止得体”而倾倒。在他的一生中，事无具细，都尽量做得完美，别人没有考虑到的，他已经考虑处理妥当了。1949年6月，陈诚、严家淦打电报给钱昌照，要他去台湾，周恩来立即电示潘汉年，帮助安排钱老北上。钱先生到达北京，周恩来告诉他考虑到他的夫人带孩子从台湾去香港，为了夫人和小孩的安全，报纸电台暂不透露他的名字。钱老本来非常担心患病的夫人和仅有的一个儿子的安全与健康，没有想到周总理已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密，安排地如此妥贴，令他激动不已。在一次出访非洲的途中经红其拉甫导航站上空时，周恩来特地向坚持岗位的广大技术员拍去慰问电。总理的关怀温暖了一任又一任的导航站工作人员的心。

    周恩来从不以长者自居，在与知识分子交往中深感“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因此他处处实践“言必行，行必果”的道德格律，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开拓了我国知识分子工作的新局面，使建国初期本来已经少的可怜的知识分子最大可能地发挥他们的力量。

    三、“过犹不及”的处世之术。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中国儒者处世的智慧之学。儒家提倡“执其两端而其中”，“君子而时中”的中庸之道，不仅成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而且还成为处世接物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曾多次为中庸正名。1939年2月在《致陈伯达》的信中专门谈过“中庸问题”，认为它“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犹不及。”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要领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周恩来同志作为一名中国的共产党员，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他把“过犹不及”的处世之术大胆灵活地运用在交友、管理、外交各个领域，致使少有人能在他身上看到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

    作为一名清醒的务实而又有远见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深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质的确立的前提下，保持质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极力避免走极端，并把传统的中庸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娴熟地加以运用，成功地避免了许多危机的发生。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既反“左”，又反“右”。在极“左”泛滥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深受迫害，为了最大限度地遏止极左带来的损失，他极力“调和”，尽心保护，一方面教育知识分子要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一再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给予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地位。既指出了知识分子不足的一面，需要加以完善，又肯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既反对不讲原则的忍让，又反对对他们妄加指责，瞎指挥。

    在对待文化遗产方面周恩来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以后，全国掀起一股抛弃传统的浪潮。1939年3月周恩来视察浙江绍兴，知名人士曹天风先生在迎接他时说：“你从‘五•四’运动起，就是一名启蒙老师，今天我是以学生来向您致敬的！”周恩来马上谦逊地回答：“启蒙老师能有几个？做个战士就不错了。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体现他在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解，既不泥古，又不做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的评判，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