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瓶日夜吊在总理的床头，而他心理挂念的却是普通百姓的痛苦安危，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如何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一问题的思虑。

    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1961年，经历了国民经济两年连续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中央决定调整农村的政策，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为此中央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身为总理和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夫妻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吉普车载着他们到了村外，他们下车步行，只见大道两旁的杨树叶都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周恩来问：“杨树怎么这个样子？树叶怎么没有了呢？”

    陪同的当地干部忙说：“叫羊吃了，羊吃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心里都明白，树叶是人吃的，不是羊吃的。

    看到由于庄稼歉收所造成的严重缺粮状况，他们非常忧虑，在田问地头或在农民家中，他们仔细询问农民能否吃得饱饭，集体食堂好不好等生活问题，并和农民们一样吃着食堂里的玉米面糊。在路边，周恩来问在墙根下蹲着晒太阳的三个老汉：“食堂好不好?”

    “好，好，好。”三个老汉异口同声回答。“散了食堂行不行?”周恩来大声问。“啊，真的？真的？”三个老汉惊奇了。“真的，行不行?”周恩来又问。

    “真散食堂？那可谢天谢地!”三个老汉喜笑颜开。

    在一次和社员的座谈会上，敢说真话的农民张二廷直言食堂不好，他说：“你是现在来了，再过两年，社员全饿得不干活了，地里啥也不长，你北京仓库里不长粮食吧?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俺在地里生吃了，还轮到你？就说你北京有存粮，两年你吃不完，三年扫扫尾，你还不饿肚子？”

    听了这些话，周恩来慢慢说：“二廷，你说得我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