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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经常利用有利的历史时机，揭露官僚主义。1954年2月，他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时，指出：“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滋生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1956年4月，周恩来看了昆曲《十五贯》说：“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他还阐述了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关系：“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从一文艺作品中引申出反对官僚主义，说明了周恩来对现实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深深忧虑。
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狠批了“一言堂”、扣帽子、打棍子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做法。同时，他对社会生活中的官僚主义也作了批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
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系统地对官僚主义的表现给以描绘。他按官僚主义的不同表现例举了20种。从政治上、作风上、效率上、风气上等方面给以批评。这20种表现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走上非常道路的官僚主义。列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如果没有平常的细心观察，没有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没有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没有公仆意识，是总结不出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是党内反对官僚主义最热心、水平最高的一位领导人。他那种对官僚主义严密注视、高度警觉的负责精神，将永远成为后继者的楷模。
封建主义影响是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周恩来说：“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用小孩和母体关系来说明官僚主义和旧社会的联系，是很恰当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优，有劣，两方面都在影响历史。周恩来还曾说：“在中国还有在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这里，周恩来又进一步指出封建主义是中国的历史特点，并且要经常排除旧社会的习俗。1963年，周恩来又概括说：“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显然，把封建主义当做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
体制的弊端也是官僚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并且是主要原因。周恩来1956年曾说过：“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这里讲的“某些办法”其实也就是体制问题。他说：“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周恩来这一看法是通过总结苏联经验和我国建国初期经验而得出来的。这些看法无疑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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