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吕玉兰传
第二十五章 患难见真情
2014-08-27 15:58:09
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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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采访玉兰“文革”中挨批斗的情况时,还听到许多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冒着风险保护她的动人故事。一位老干部向我谈起这些往事时感慨地说:“在那样险恶的形势下,不少人自觉地舍命保护玉兰,这说明她在群众中的根扎得多深啊!”

    在东留善固,老队长孙贵友对我谈起“文革”中保护玉兰的往事,依然带着昔日深厚的战友之情:“几十年来,俺和玉兰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一心为了集体事业,一分一厘也不沾里头的。‘文革’玉兰挨批斗,俺心里难受。看到有人要暗害她,俺着急了,跟她父亲一道保护她,让她躲到西留善固、西王庄亲戚家好几次。有啥情况,俺就到她亲戚家,给说说去。后来,俺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组织,插了杆大旗,白天黑夜有人巡逻。‘造反派’来揪她,俺们就拿着锄头、铁锨、扁担,讲不成理,就把他们打跑。俺村的老干部马春会,是保护玉兰的‘铁杆’,玉兰每次被学生揪到村外去斗,他都暗中跟着,生怕被坏人害了。那回,几十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到村里揪玉兰,马春会同他们发生了争执,互相打了几下子,县上公安局的‘造反派’就拘留了马春会一个多月。抓他时,他还高呼口号,‘你们永远打不倒吕玉兰!’”

    年逾八旬、1942年入党的“老来红”孙大芹告诉我,“文革”中有段时间,批斗玉兰特别厉害,村上绝大多数人都为之痛心。那天,玉兰心事重重地路过孙大芹家门口。孙大芹劝她道:“玉兰,雪里埋人,早晚有化出来的时候,你可要挺住啊!”玉兰点了点头,很是感激地走了。

    有一天,县上两个学生来到孙大芹家,向她调查玉兰的所谓“罪状”,孙大芹冷笑一声,说:“俺村的人,享的都是玉兰的福,她没一点罪!你要听玉兰的歌,俺给你唱。俺村小的会唱,大的会唱,人人都会唱玉兰的歌!”她放开喉咙就唱:“革命闯将吕玉兰,党的话儿记心间……”歌没唱完,那两个人便灰溜溜地走了。

    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她还特意记载了一件下堡寺群众保护她的事。她在1967年2月25日写道:“上午,临西有两名青年,要我到下堡寺座谈。刚出村,就给我戴上黑牌子。走到李六寨和下堡寺中间,碰见很多路过的同志,就辩论起来了,没去成。”

    在下堡寺采访时,我向人们询问这件事。人们不但说确有其事,而且还给我找到了当事人——现今在邯(郸)临(清)公路边上开着一家个体饭店的邵庄村农民李林山。于是,我专程拜访了他。

    那年,担任邵庄生产队长的李林山,带着几名社员去公社棉站拉棉籽。他骑着自行车前行,后面是一溜排子车。回来的路上,他忽然看到玉兰被两个“造反派”揪着,步履蹒跚地走来。只见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用铁丝串起来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政治骗子”几个大字。也许是十分难受的缘故,玉兰边走边用双手托着牌子。

    李林山想:“这不对头呀!玉兰是俺们的公社书记,从小就和俺熟,她并没有什么问题。再说,怎么东留善固没跟一个人啊!如果真的让他们带了去,批斗又那么厉害,那还有好呀!”李林山便将他们拦住道:“喂,你们干嘛要带走玉兰?”

    那两个人见只有李林山一个人,根本不理睬他,继续走他们的路。

    李林山急了,上去一把摘下纸牌子,“噌噌”两下子,就把它撕碎了,扔到了路旁边。那两个人不干了,上来就同李林山扭作一团。

    这时,拉排子车的十几位社员也赶到了,纷纷凑了上来。过路的和田里劳动的,也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玉兰是咱们的公社书记,要批斗先叫咱们批斗,拉到外头干啥!”“带走玉兰可不行!就她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李林山也不跟“造反派”答话,让玉兰拉着排子车,跟邵庄的社员们一道回村。那两个“造反派”仍不甘心,在后面跟着走。

    这时,东留善固村党支部副书记、腿脚有毛病的马春会,一瘸一拐地奔了过来。开始,他听说玉兰被两个“知识青年”叫走了,说是到公社去座谈。谁知这是两个不露声色的“造反派”,是来骗玉兰出门的。他们刚一出村,就给玉兰戴上了事先藏在路边的大牌子,极有可能要把她带到县上去批斗,说不准还会发生其它什么事儿。他便赶紧追了上来,因为腿不方便,刚赶到这里。

    这样,李林山就把玉兰托付给马春会,由他陪着回了东留善固。那两个“造反派”见无法再带走玉兰,只得悻悻地走了。

    说起刘永贤老师傅保护玉兰的故事,在临西一带无人不知。那天,我特意来到下堡寺肖大寨村刘永贤家,拜访了这位被人称为保护玉兰的“功臣”。

    我见到刘大爷时,他已年高84岁,手脚不便,老态龙钟。可是,当请他谈谈当年保护玉兰的往事时,他忽然像年轻了几十岁一样,眼里放射着光彩,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那是1967年初春,玉兰整天在公社被揪斗。“造反派”规定,玉兰晚上回家,第二天早上必须及时赶到。下堡寺离东留善固有10里路,她的两脚又浮肿得厉害,哪有力气这么来回跑?那天,她被批斗完后,天色已晚,站在大院里,不禁发起愁来:回去吧,明天很难及时赶到这儿;不回去吧,又没地方住。

    就在玉兰犹豫不决感到为难的时候,碰巧被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刘大爷看见了。他主动迎上前去,扶着玉兰到了伙房,让她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刘大爷重新捅开火炉,给玉兰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碗底还卧着两个鸡蛋。他看见玉兰的脚肿得老高,就拿来脸盆,烧好热水,给玉兰烫脚。随后,他告诉玉兰,晚上就在他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意外,避免别人打搅,他还把玉兰锁了起来,自己则回到五里地外的肖大寨家中休息。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赶来为玉兰开门、做饭。

    一天、两天、三天……玉兰在公社连着挨批斗的十几天时间里,刘大爷一直给予精心的照料。有时,刘大爷看到玉兰吃的不多,便把肉省下来给玉兰吃,自己却舍不得吃。

    有一回,玉兰被批斗以后,散着头发,托着沉重的步履走了回来。当刘大爷为玉兰理顺头发时,只见从后脑勺到脖颈的地方都红肿着,血痂和头发粘到了一起。很明显,这是玉兰挨批斗的结果:用铁钉扎的,用旗杆插的,用铁丝勒的……于是,刘大爷就用热手巾,反复地去敷玉兰的头部,帮她梳头,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每天晚饭后,他还让玉兰散散步。当时院里有眼大口井。刘大爷生怕玉兰不小心掉进井里,或者神志不清醒,跳到井里自杀,每当玉兰散步的时候,就跟在她后面,一步也不离开。

    听到这儿,一股暖流顿时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紧紧握住刘永贤的手,说:“刘大爷,感谢你啊!在玉兰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保护了她!”

    “哈哈!玉兰对俺也好得不行啊!”刘大爷心情也十分激动,“玉兰后来不论是在县上还是在省里工作,不论是在招待所还是在公路上,她每次看见俺,都要停下来,或者叫车子拉上俺,同俺说几句话。有好几回,玉兰拉着俺,到邢台、邯郸去转,还给俺捎过好几回东西。对俺可关心了!”

    1967年二三月份,玉兰在处境最为危急的时候,想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到了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在村干部马春会等战友的帮助下,她接连向周总理、省军区、地区军分区的领导写信,汇报自己当时的困难处境,以求得到帮助。为防不测,他们绕道去临清、威县等外地投寄信件。

    玉兰曾多次同我谈到她当年向周总理写信“求救”的经过,说明她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她说:“‘文革’中俺被斗得死去活来。村里有的人很猖狂,扬言要在草上弄上农药,让俺叼草,害死俺。那时,省、地、县的领导全部被打倒了,俺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总理写信,给解放军写信,救救俺。俺一直记得,给总理的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周总理:您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河北的吕玉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斗,我拥护,我理解,但别有用心的人打算用农药把我毒死,还说我是自杀的。党和人民把我刚刚培养成人才,能给人民服点务,就死了,太没出息了。村子里、公社里、县里到处游斗我。万人大会我不怕,我怕晚上少数人收拾我。我没有任何自由,我坚持活着,等总理派人来调查……”

    就在玉兰向周总理写信的10多天之后——1967年3月13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五九三部队某团副政委闫鲁良任组长、某团政治部主任冯绍清任副组长的“支左”小组,从邢台来到临西。他们一到县上,立即派出十几名指战员,会同县武装部的同志,到了东留善固,调查和了解玉兰的情况。

    玉兰在同我谈到解放军来县里“支左”支持她的情况时,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说:“解放军进俺们村后,串户同群众座谈,吃派饭。在冯太清家吃饭时,问:‘打倒吕玉兰,你们同意吗?’太清的奶奶说:‘俺们不同意。’解放军连打倒俺的‘造反派’头头家里都去听意见,做宣传。有一次,解放军叫俺去,俺就去了,俺站着低着头。‘支左’部队的杨指导员说:‘玉兰同志,坐下。’俺听了,好像不是在叫俺,因为那阵子,哪有人喊俺同志的,俺当时听着亲切极了。还有一次,俺正在贴‘亮相’的大字报,解放军战士还主动帮着俺贴。后来听说,解放军把在村里了解到的情况,三天向上一汇报,有时还要给省里汇报。群众看解放军这样对待俺,就说,‘吕玉兰打不倒了!’”。

    据了解,当时“支左”部队同志看到“造反派”反复揪斗玉兰,她处境十分危险,就决定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让她到县委大院“参加学习”,不让“造反派”随便揪斗。

    后来担任过解放军某军党委纪检书记的冯绍清,向我谈到玉兰当时的精神状态时说:“我们到临西‘支左’,思想很明确,就是去保护吕玉兰。当时,‘造反派’揪得很厉害,不理解我们的做法,用高音喇叭对着我们住的县委大院谩骂,我们仍然支持玉兰。那时,我同玉兰接触过几次,开始发现她神志不清,可能同挨批斗有关,后来才好一些。吕玉兰尽管在‘文革’中挨批斗,但她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情绪,依旧任劳任怨,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表现出了很高的党性和刚强性格。玉兰待人谦虚、诚恳,工作有魄力,踏踏实实,实是求是,作为一个女性,是很不简单的。我非常敬佩和喜欢她。”

在“文革”中,吕玉兰与解放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图为她陪同解放军某部领导曹文书(左一)等参观东留善固果园。

    “解放军对玉兰感情很深,玉兰对解放军的感情也很深。”当时在邢台地区负责“支左”工作、曾多次到临西帮助‘支左’的解放军四五九三部队副参谋长曹文书,向我谈起他和战友们同玉兰的交往与友谊时说,“1967年秋天,我在临西被‘造反派’抓住关了起来,玉兰和其他同志想方设法营救我,终于使我转危为安。玉兰从1968年开始,先后担任了县和省的领导工作,曾多次带着干部、汽车和土特产品,到内蒙古和山西我们部队的驻地,看望我们。她每次见到我们,总要深情地唱起那首赞颂军民鱼水情的山歌:‘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

    当年收到玉兰“告急信”之一的老红军、邢台军分区政委刘卫民,最近向我介绍了那时省军区、地区军分区、县武装部对玉兰的关心和支持:“1967年春天,我接到过吕玉兰同志写来的一封信,说是当地‘造反派’和天津、保定的红卫兵,到她家揪斗得厉害。在这之前,我见过吕玉兰,知道她是有名的劳动模范,为什么要揪斗她?这样做不好么!我就立即给临西县武装部政委王振华打电话,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吕玉兰。不久。县武装部就派人去了,同‘支左’部队一起开展工作。后来,省军区领导曾多次向我们询问吕玉兰的情况,谈到要好好保护她,坚决防止阶级敌人的打击报复。”

    临西县武装部原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振华也向我谈到,当时县武装部专门派人到东留善固长期蹲点,保护和帮助玉兰。

    1967年4月20日,在下堡寺公社有关群众组织召开的一会议上,经过玉兰多次“检查”、群众反复“评议”,终于同意“解放”玉兰。

    当年曾到东留善固采访的《河北日报》记者,后来担任了《河北日报》副总编辑、河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和副主席的盖祝国,这样向我谈起当时他见到玉兰的印象,特别是玉兰和保护她的群众之间的深情:“那是‘文革’期间,玉兰还未完全解放,我就去采访了她。她本来是个喜眉大眼、脸色红润的姑娘,却因被游斗和住‘牛棚’,脸色变得暗黄,腿和脚还浮肿着。我问她,身体和人格受到摧残时,是不是灰心过?她爽朗地回答,她没有灰过心,但哭过;被挨村游斗的时候,大娘们悄悄地把熟鸡蛋塞给她时,她哭过;被关‘牛棚’,只准写检查不准吃饭的那些天,伙房大师傅冒风险给他送馒头时,她哭过。她说,谁整人,谁挨斗,那是现象;谁好谁坏,群众心里有杆秤,才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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