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8日，笔者一行驱车前往济南，拜访九旬红色报人方正老先生。

    当走进方老简易古朴的书房，见到庐山真面目时，我们皆感惊讶，方老哪像九十二岁高龄：身板挺直，手脚灵活，反应敏捷，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神矍铄。

    一阵寒暄之后，我们向老人说明来意。同行的镇党委委员常青同志上前握住老人的双手说：“方老，我们代表茶业人民看望您来了。”方老激动的大声说道：“茶业人民是我的老房东啊！”一句话，如一股清泉，一缕春风，沁人心脾，使我们倍感亲切。

    《泰山时报》是我一生的情结

方正手里的《泰山时报》复印件

    “谈起与茶业人民的鱼水情谊，还得从《泰山时报》说起。《泰山时报》的兴衰几乎同茶业人民的抗日斗争历程相始终。”方正老人开始向我们讲述《泰山时报》的历史。1938年秋，中共泰山特委成立，1939年9月改为泰山地委，主要负责泰安、莱芜、章丘、历城、淄川、博山、新泰七县党的抗日工作。为了更好的向人民大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在地委成立的当年10月10日组织创立了地委机关报—《泰山时报》。

    《泰山时报》为三日刊，四开四版的石印小报，每版可容3000字左右。一版主要刊登国内要闻、社论；二版刊载本地区新闻，特别是抗日斗争要闻；三版是国际新闻及世界动态；四版为文艺专论等。当时报头上印有“定价每月三角”，但实际上全部免费。每一期报纸印发1000余份，通过战时邮局逐级分送到本地区各县委机关、区、乡、村各级党组织以及抗日武装、团体。

《泰山时报》编辑部在上法山村旧址

    《泰山时报》报社分为编辑部、经理部、印刷部。编辑部负责稿件的采写、誉刻，由编辑、记者和誉写员共同完成。经理部负责经费的筹措，采购出版用的机械、纸张、印油、石印板，接送稿件，还承担着战时邮局的工作。在当时的环境下，经理部的工作难度最大，他们不仅要想方设法筹措经费、采购物品，更要武装押运稿件、报纸，随时面临遭遇敌人的危险。为此，战时邮局配有七匹战马，确保两日内将刚出版的报纸送往所辖七县各处。印刷部负责排版、印刷以及印刷厂的安全保卫，很大程度上安保工作由当地武装负责，他们不仅对地形熟悉，更能发动广大群众来共同保护印刷厂。一般要设立三层岗哨:内层在印刷厂周围，第二层在离印刷厂一公里的地方或村头，外层则设在进出的山口，有时候甚至要设置在十几里之外，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鸣枪报警，这正是印刷厂从未遭到日寇袭击的原因所在。三个部门各设一名主任，报社社长则由地委宣传委员兼任，当时主要由高启云委员负责。

    中共山东省委的机关报《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1日。但是由于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军据点和顽固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省委与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尤其是泰莱地区很难看到《大众日报》，因此《泰山时报》应运而生。《泰山时报》编辑部配有无线电收报机，可接受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可以把国内外大事、党中央的号召及时传递给各县、区、乡、村，所以《泰山时报》成为泰山地区干部群众、部队指战员获取信息的重要窗口，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大家对这份小报十分珍爱。

    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地处胶济、津浦铁路干线的夹角地带。其间又有淄博、新泰、莱芜等地的重要煤矿资源。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就侵占了泰山地区的所有县城和重要村镇。随即广设据点，控制泰安至莱芜、章丘至莱芜、博山至莱芜、新泰至莱芜的公路。整个泰山地区就被分割成若干小区块，敌人随时可以集中兵力进犯、扫荡。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下，报社编辑部头两年一直跟随地委机关在各块根据地之间游动。而由于生铁铸造的石印机重达八百余斤，十分笨重，不可能随机关经常转移，故应设于固定的一处。刚开始，印刷部设在章丘麦月村，1941年春转入莱芜房干村，三个月后，为确保印刷安全，地委指示设立两个印刷厂，一在茶业区的上王庄村，另一所在紧邻的雪野区的小篓村。日伪军如果在章、莱沿线扫荡，报纸就在博、莱交界的上王庄村印刷；反之，敌人进犯东部，印刷厂人员就步行三十里到西边的小篓村印刷。与此同时，经理部跟随印刷部的移动而动。编辑部将每期写好的药纸（类似铅印的刻纸）交于经理部，由经理部武装押运至印刷厂。采取这种灵活机动的方式，加上根据地民兵、群众的全力掩护，使得《泰山时报》的印刷器材从未遭到敌人的破坏。

    在1942年10月17日的吉山战斗中，编辑部遭受惨重损失。跟随汪洋主力先行的资深编辑李爱文（莱芜人）、李新华（莱芜人）、滕振戈（泰安人）、郝克昌（肥城人）及年仅十七岁的誉写员孟华全部壮烈牺牲。跟随地委宣传部及电台部的善后人员编辑部主任宫达非、编辑董彩、记者方正、誉写员查仲谦幸免于难。就是这几个人成为日后《泰山时报》的骨干力量，担负起党报宣传的重任，继续编辑出报，直至终刊。

    1944年，山东根据地的抗战形势逐渐好转，敌人对于根据地的封锁越来越乏力。省委与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开始顺畅起来。在泰莱地区可以看到三日前出版的《大众日报》。在这种情况下，泰山地委报上级批准，停办《泰山时报》。这份在山东根据地内唯一一份由地级创办的党报，在历经五年艰苦卓绝的刊行岁月之后，于1944年9月印出了自己的《终结号》，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编辑部和印刷部的大部分人员编入《大众日报》社，部分进入地委宣传部。经理部人员大都具备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们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做着重要的工作。

    谈起牺牲的同志，方老依然情绪激动：“李爱文是从国民党报刊过来的老编辑，业务能力很强。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来到这最艰苦的抗日前沿，为的是更有效的为抗日工作。他为人谦和诚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只可惜因为出身的原因，入党申请一直未被批准。李爱华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写得一手好诗。孟华虽然年少，字却写得漂亮，在编辑部人员中，属我和孟华年龄相仿，脾气相投，无论走到哪儿，都是我们俩住在一起，李爱文戏称我俩是孟良、焦赞。吉山战斗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幸存下来的同志到战斗现场一看，烈士们的遗体已被从淄川赶来的廖容标司令员组织当地群众掩埋，每座坟墓前大都竖起一块木牌，其中一个木牌写着‘战地记者方正之墓’。我急切地扒开新封的黄土，仔细辨认尸体，原来是孟华。由于我和孟华的身形差不多，战友们误把孟华当成了我……我抱着孟华的尸体悲痛欲绝。1942年10月17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汪洋和泰山军分区教导队263人壮烈牺牲……”。言及此处，老人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一情形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泰山时报》刊行的五年间，我在茶业待了近三年。我是1941年秋从泰北来到《泰山时报》编辑部，一直到停刊，三年的时光，我在莱北这块热土上度过，其中大部分时间就活动在茶业的青山绿水间。吉山战斗之后，廖司令与其他党政领导重新组建了泰山地委，地委随廖将军的主力部队行动。报社编辑部则改变了原来跟随地委行动的路子，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穿行于茶业的村村寨寨与地委所在地之间。下法山村、中法山村、上法山村、卧铺 村、逯家岭村、上王庄村都曾是报社编辑部的常驻之地。我们始终与印刷厂保持较近的距离，为的是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茶业人民为我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供我们吃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茶业人民为抗战付出了太多太多……”

上法山村90岁的吴光田老人讲述当年编辑部的故事

    刘俊林是我终生难忘的弟友

    说起老房东茶业人民，方正老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刘俊林：“说起刘俊林，大家都知道他是狼牙山五壮士式的抗日英雄。我在一部电影剧本《俊林峰》中看到他是一个身形伟岸、果敢刚毅、勇猛无畏、爱憎分明的形象，但我记忆中刘俊林同志的形象不尽如此……”

    1942年8月，泰山地区地委机关和军分区教导队在茶业区的船厂村、阁老村及雪野区的吕祖泉村、北栾宫村一带学习、培训。为了方便报纸印刷，《泰山时报》编辑部提前脱离地委进驻茶业区的刘白杨村。刘白杨村离上王庄村的印刷厂只有七八里地。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抗日村，群众基础非常好，泰山军分区第二战地医院就设在这里。一个1000多口人的深山大村成为战地医院最好的庇护所。家家是医院，户户是病房，人人为医院出工出力出物资。敌人多次派重兵搜捕，都在人民战争中化险为夷。为此刘白杨村献出了六十多位烈士的宝贵生命。

    在当地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由刘白杨村抗日青年游击队的十二名队员，接送编辑部人员从船厂村来到刘白杨村西北半山腰的几户人家。此地紧靠凤凰山（原名鸡冠子寨），如有敌人进犯，可迅速撤入山里。

    抗青队长名叫刘俊林。初次见面时他只有19岁，中等个子，面色黝黑，一路上少言寡语。他把编辑部安排在一秦姓人家，将成员分塞在周围的四户家中。把我和孟华领到紧靠石崖的一个小院子里，北屋是三间正房，东西各两间偏房，全部是用青石砌成的草披房。这时从北屋里走出一对中年夫妇，刘俊林介绍说这是他爹娘，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他家。两位老人急忙让我们进屋歇息，俊林便忙着去收拾东偏房，说是让我俩住，我跟孟华赶忙过去搭把手。

    第二天吃过晚饭，我和孟华整理修改稿件。刘俊林来到东屋，两手抱着一杆八路军兵工厂自制的步枪，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用手小心翼翼的擦拭枪杆。我看他好像有话要说，就问他：“有事吗？”他抬起头看着我结巴着说道：“我……想跟你学文化。”我说：“没问题！不过你这抗青队长要做我的小学生了。”他红着脸“嗯”了一声……，当晚我便教会了他“刘俊林”三个字。

    第二天傍晚，我和孟华准备去秦家院子吃饭，刘俊林在院子里拦住我们说：“俺爹说今晚请你俩吃饭。”我说：“我们有纪律，不能随便在老乡家吃饭。”他一听急了，上前一手拉住一个，硬是把我俩拖进北屋。他父亲说：“你俩今晚不吃也不行了，这孩子是一根筋，非要拜你为师。今天上后山夹来两只山鸡，让他娘炖了请先生呢。”刘俊林上前把我摁在炕沿上，扑通跪在地上，实实地把头磕下去，待我在不知所措的慌乱中反应过来时，三个响头已经磕完了。

    这一晚，我和孟华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野味大餐。饭毕，把嘴一抹，我对大叔、大婶说：“我和俊林年龄相仿，拜什么师啊，以后兄弟相称吧。”

    刘俊林跟我学识字大都利用晚上的时间，因为白天他有干不完的任务：第二战地医院分散在几十户人家，而刘俊林要组织抗青队为医院站岗放哨，由于分散，不仅要在村子周围设岗哨，更要加强村内的巡逻，还要派人到四周村子打探；每天都有从前线送来的伤员，也有伤好归队的战士，这都要安排好接送；更要命的是医院缺医少药，他便组织人员上山采挖草药，冒着生命危险去博山、章丘等地购药，几经险境。

    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他接着说：“我刚跟您识字，还写不了信，想请您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不几天，我和孟华参加了他和另两名同志的入党宣誓仪式。宣誓用的党旗是我从医院借来的。事后他对我说：“俺也是党的人了，要为抗战干到底，不怕牺牲自己。”没想到，一年后他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1942年10月11日，汪洋率领泰山军分区教导队及警卫营指战员500余人进驻刘白杨村。刘俊林和他的队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在茶业区党组织的指导下站岗放哨、安排住宿、筹措钱粮。伤病员的增加也加大了他们的工作强度。

谈起刘俊林方正老人依然激动不已

    10月16日，教导队接到转移的命令。炊事班和刘白杨村的群众为部队准备了一夜的“烀搭”——一种用粗粮掺杂少量细粮，贴在锅沿上蒸煮的食品。10月17日清晨，村西、北、南先后炸响三颗手榴弹，那是发现敌情的信号，部队匆忙出发……

    吉山战斗的惨烈让人终生难忘。报社编辑部的骨干大部分以身殉国。我们幸存下来的人员在地委宣传部长高启云带领下，辗转来到上王庄村。幸好印刷厂没有遭到破坏。晚上，刘俊林带领十几个抗青队员找到这里，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你死了呢。”说着上前抱住我呜呜地哭起来：“太惨了，俺村的民兵牺牲了五个呢。”我安慰他一番，问了他村子里的情况，特别是战地医院的安危。他说：“你放心吧，俺抗青队豁出命也要保护好医院。”我把他领到我住的石屋里悄悄对他说：“听说你经常去县城为医院抓药，我正想着采写这方面的稿子，下次你一定要叫上我，我想实地体验一下。”他犹豫一会笑笑说：“行是行，到时候你要听俺指挥，俺怕这样做对老师不敬呢。”我说：“什么敬不敬，这次我给你当学生，还怕你不收我这个徒弟哩。”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刘俊林突然来到上王庄村，说要去博山城抓药，邀我一同前往。我听后很开心，终于有机会实地体验了。他把一身破衣服塞给我说：“换上我这身破衣服，再把脸上弄脏些，小白脸进城惹白狗子猜疑。”

    我征得宫达非主任同意后，跟随刘俊林上路。他领着我没有走以往熟悉的路线，而是进入法山峪，穿过卧铺村，爬上摩云岭，翻过齐长城上的风门道关，沿着禹王山北麓的山间小路，来到博山城西靠山坡的一个破煤厂里。此时天已经黑了，刘俊林带我走进两间被煤尘熏黑的砖房里，见到了煤场主人。他向煤厂老板介绍我是八路军。又向我介绍说：“他是刘俊风，是我堂哥，五年前就来到博山城做煤炭生意。每次抓药我都是来找二哥。”刘俊风抓住我的手说道：“你是廖司令的人吧，整个博山城没人不知道廖司令的威名，小鬼子一听他的名字就害怕。我也很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可俊林兄弟就是不同意，宁说我在这儿的作用更大。唉，真羡慕你们呐，能甩开膀子跟鬼子干。”听他一席话，我渐渐明白了刘俊林带我来这里的目的。原来他在博山城发展了地下人员。我忙说：“刘老板，你为八路军部队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作用当然比一个人扛枪上前线大得多，这次来又麻烦你了。”刘俊风说：“这哪来的话，都是为抗日出力。自从小鬼子来了以后，控制了所有的煤矿，生意也就没法做了，这倒是落了个清闲。我和李家窑煤矿的矿长徐老黑有着多年的交情，日本人用得着他。因此，弄点药材他有他的办法。自从去年合作以来，每次都很顺利。他恨日本人，也想为抗日出把力……兄弟，这次来主要弄点啥药？”刘俊林说：“二哥，现在医院紧缺消炎药，可院长说消炎药日本人控制得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刘俊风说：“没问题，咱们先吃饭，饭后你们早点休息，我去找徐老黑。”

    第二天早晨，刘俊风又去打探弄药的事。我和刘俊林待着没事，我说：“俊林，博山城你熟，我想买个缸子用。吉山战斗爬山时，用来吃饭、喝水、刷牙的粗瓷碗打破了。现在吃饭用的是房东家的葫芦瓢。”他说：“好吧，进了城别东张西望，你跟在我后面就行了。”

    刘俊林带我来到最繁华的柳杭街，这儿做买卖的的确不少。很快就在一个杂货店的橱窗里看到了几个搪瓷缸子。一问价格，五毛钱一个，我吓了一跳，五毛钱是我一个月的津贴啊。但又一想还是买一个吧，要不还得端那个葫芦瓢。买好缸子后揣在怀里，跟着俊林来到一个小饭馆前，一看是辣椒炖豆腐。我说：“今天我请客，每人来一碗。”二人找了个靠着窗的小方桌前坐下，不一会就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辣椒炖豆腐，就着烧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不禁感叹道：“多少年没吃这一口了。”刚说完，只见临桌站起来两个便衣模样的人，其中一个从怀里掏出枪，上前抓住我的领子说：“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听口音离这儿远着呐。”我吓出一身冷汗，没想到说话漏了馅。正不知道如何应对间，刘俊林连忙用博山话赔笑说：“大哥，他是我表弟，兖州来的。姑姑姑父都不在了，来投靠俺家。这不俺带他出来转转，熟悉熟悉街面。”另一个便衣说：“我看你小子来路也不正，你家在哪儿？”“俺家在羊栏河，离这儿不远。”便衣又道：“我还不知道羊栏河？走，到你家去瞅瞅，别上了你小子的当。”俊林镇定地说道：“看就看，不看看你还不放心哩。”俊林边说边拉着我就走，两个狗子端着枪跟在后面，不一会来到城外南面的一片杨树林里。一个狗子说：“你带我们来树林干啥？”俊林说：“俺家就在林子对面，这就到了。”他大声对我说：“表弟，你先回家沏一壶茶，招待两位大哥。”二狗子同时冲到俊林面前，用枪指着他说：“你小子耍啥花样？要走一块走。”我正寻思着俊林为啥让我先走，只见他瞬间抢过两把短枪，同时飞脚把一个狗子踢倒在地，手中的短枪砸向另一个狗子的头部，倒地的狗子还没爬起来，枪把儿已经砸了下来……，眼看着二狗子没了气。俊林说：“快来帮忙，用二狗子的衣服绑上石块，沉到羊栏河里。”一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等我们两个回到煤厂，此时刘俊风正好弄药回来，我俩不再耽搁，悄悄钻进西边的树林，消失在莽莽大山之中。路上我问他：“你为啥让我回家沏茶，这不明明引起二狗子的怀疑吗？”他笑道：“要的就是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只有靠近我，才能快速下手。”“你这功夫是打哪里学的？”他笑笑说：“啥功夫，从小跟二叔瞎练的呗。”

    这次惊险的博山之行，让我对刘俊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不但果敢、迅捷，更是一个充满智慧、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士。

    在1942年11月至1944年4月间，刘俊林常常到编辑部来找我，他始终没有忘记学习文化，我俩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在峥嵘抗战岁月中历久而弥坚。

方正用来吃饭、喝水、刷牙的多功能搪瓷缸子

    1944年4月6日，又是一个让老区人民难忘的日子。刘俊林为了保护战地医院，为了解救被敌人围困的同志，带领五名抗青队员把敌人引上了火龙台，三名队员先后牺牲。弹药用尽之后，刘俊林与李文富将枪摔断后，毅然跳下高高的悬崖（李文富被半山腰的树枝挡住，后被群众用绳索救下）。穷凶极恶的敌人从北山转到山崖下，朝刘俊林的身上又捅了二十九刀。当我闻讯赶到现场时，已经围满了当地群众，爆炸大王李念林正带着民兵收敛烈士遗体。见到刘俊林的惨状，我悲痛欲绝，嚎啕痛哭……。

    在将刘俊林的壮举电传给中央新华社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难以平复，只有挥泪作诗悼念，将诗稿发在《泰山时报》上：

    俊林啊，我的挚友，我的兄弟！
    你——定格在纵身一跃的瞬间：
    挥拳怒目喷射出火焰——将日寇焚燃；
    一声声高喊震荡着山川。
    眼前依稀望见你毅然前行的身影，
    让我一生铭刻在心田。
    想你时，我望穿火龙台连绵的群山；
    念你时，我仰望飘过凤凰山的云帘。
    咫尺的距离我无法触及，
    天涯守望，你我人鬼殊途。
    俊林，我的战友啊！
    抗日路上少了你的陪伴，
    闲暇时攀谈不见了你的笑脸。
    万恶的日寇啊，没有恶魔的肆虐，
    我英雄的兄弟宝贵的生命会如此短暂？
    将泪水擦干啊，没有退却的空间，
    只有高高的举起枪杆，
    抗战！
    抗战！

    1945年3月，淄川县委在刘俊林跳崖牺牲的石壁上刻上“刘俊林烈士殉国处”，火龙台更名为“俊林山”。

    吉山战斗背后的爱情故事

方正和王庆芬结婚60周年纪念

    说起我和夫人王庆芬的爱情故事，还得从头谈起。

    1922年6月，我出生在兖州城里，父亲在盐务局工作，母亲是中医。1937年冬，我从济宁中西中学毕业。1939年春，在姑姑家表哥的影响引导下，我从老家来到泰北参加抗日工作，被组织安排在泰山区地委宣传部做宣传文秘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我离家后不久，母亲托二姨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兖州城三里井人，名叫王庆芬，小学文化，她是我姨家表嫂的姑表妹。9月份，表哥从兖州捎来父亲的亲笔信，信上说：“你参加抗日工作没有错，但我就你一个儿子，男大当婚，亲事我替你做主了。成亲的日子是农历10月10日，望你能按时回来成亲。”我明白父亲的意思是怕我战死沙场断了香火。我从小就听父亲的话，认为他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就请了七天假回兖州。表哥不放心我一个人，也请假陪我回去。一路上风餐露宿，整整走了三天，到家时已是10月10日傍晚，一家人早等急了。良辰吉日不能错过，当晚两人就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可我那时候还是个十七岁的大孩子，庆芬只有十五岁。二人就在炕沿上傻坐了一夜，我连她的红盖头也没取下来。早晨，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隐约看到她羞答答低着头，像不经意地瞟我几眼。我感觉她模样还不错，只是没有仔细看清她的全貌。这时表哥来催我启程，说晚了就赶不到了，部队纪律严明，七天假是不能超期的。尽管爹娘很不情愿也只好作别。

    1941年夏天，泰山地委及下属机构同样受到“肃托（托洛茨基）”运动的牵连。我和大批党员干部被当做托派分子关了起来。后经核查，无任何依据，便又把我放了出来。但不能再在宣传部工作，就派我去《泰山时报》当战地记者。就这样我自1941年秋至1942年春，跟随《泰山时报》编辑部和泰山地委从泰北辗转来到了莱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