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汪精卫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反共倾向已明。为了摆脱困境，陈独秀、鲍罗廷提出“东征”蒋介石；鲁易、谭平山要求“南伐”广东；蔡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我们应当坚定地自觉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并具体拟定了两湖议案。当时正接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信，因此中央通过了两湖决议案，并派出大批军事干部赴湘准备暴动。但以后鲁易又推翻了这个决定，虽然周恩来与鲁易力争，还是无济于事。
    唐生智把部队撤回武汉以后，明显地暴露出他要巩固自己在两湖的地位和打击共产党的企图。可是鲍罗廷却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鲁易极力拉拢汪精卫，他甚至将国际来信给汪看，结果给汪发动叛变以借口。当时蔡和森正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6月25日，他写信给中央常委：“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是在革命危急关头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可是陈独秀等没有接受。
    7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改组了政治局。从7月16日开始，蔡和森连写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议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发动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并愿留湖南工作。但这些意见张国焘都未接受；周恩来主张武装斗争，张国焘也反对。
    蔡和森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在历时仅一天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同志先后作过4次发言。他与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顷错误，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且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坚决主张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蔡和森是秋收暴动的提案人之一，并再次要求赴湘参加秋收暴动，不必留政治局，同时提议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
    党的“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双决定派他到北方局去指导党的工作。他一到北方局，就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开展了整顿党的组织的活动。9月24日，他在开津直隶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在北方局，蔡和森同志还写了《北方工作决议案》、《致中央的信》、《关于顺直问题的报告》等。
    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蔡和森同志出席了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他对政治问题、职工运动和农民土地问题都作了发言。他在这些发言和随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中，批判了右倾及“左”倾机会主义，论述了中国革命性质，农民问题和革命转变问题等。蔡和森同志是4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的。5月1日，向警予同志在武汉壮烈牺牲，他在莫斯科得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于7月22日写了《向警予同志传》，他在此传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雄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像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表达了对向警予深切的悼念。
    是年8月他从莫斯科归国时。11月，他卧病上海时还带病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两篇重要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上。
    1929年初，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共产国际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现在只能进行合法运动，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宣扬“二次革命论”。“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鼓吹“一次革命论”。蔡和森的发言稿《论陈独秀主义》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四卷上。批判了这些错误论调。他指出，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蔡和森特别强调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彻底发动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工农政权，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宣布，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取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

    1931年初，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归国。中央派他到香港去指导两广党的工作。3月，他带着家眷来到了香港。6月10日，由于叛徒出卖，他被英帝国主义间谍逮捕。6月12日，被引渡到广州，不幸与8月4日，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蔡和森同志一心为党，一生为党，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记得他的。

    （作者系原中共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著有《蔡和森传》、《乾坤一少年——蔡和森的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