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总后韩振纪副部长在师团军械干部会议上讲：
    军械装备修理应该系统考虑。部队自力更生是必要的，但一个连队要配备机床，甚至要搞个武器修理车间，我看得不偿失。部队修理分队首先要把日常的小修保养搞好，专业修理厂的任务是该送的送上来，该下的下得去，把武器修理工作衔接好。

    韩振纪的说法也曾引起一些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的同志认为，他讲的话符合实际，如果打起仗来，一线的基层作战部队还要背着沉重的设备负担，有如当年的湘江战役，后果可想而知。
为解决军械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韩振纪组织总后军械部机关派出若干工作组深入部队基层，推广典型经验，改进工作。

    1963年春，部队反映火炮在寒冷气候中发射时有漏油现象，总后军械部派人专门了解，发现火炮的橡胶皮碗密封性能不好。军械部向总后首长汇报时，韩振纪副部长当即指示，要求军械部主动找地方科研生产单位，一起想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总后军械部和化学工业部共同研究，联合下达火炮用专用橡胶件研制任务。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组成课题组，先后经过两年反复研制，终于确定了耐寒系数最好的配方，橡胶皮碗质量提高，低温下密封效果有了很大改进。部队大量试验使用以后，反映效果不错。

    1963年，总后军械部深入福州军区炮兵某团调研，发现该团在操作动作中，在防止火炮部件撞击方面有一套办法，故障率大为降低。韩振纪副部长听了有关汇报之后，称赞这是个创造。总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后，叶剑英对此给予很高评价，指出：无杂声操作法，贯彻了勤俭练兵精神，减少了机件磨损，要大力推广。韩振纪要求军械部门贯彻叶帅的指示，及时总结这个炮团的经验。1964年，总参、总后决定在全军推广福州军区的五种火炮“无杂声操作法”。为此，韩振纪还向总后党委提出了若干切实可行的建议及具体办法。

    韩振纪认为，提高技术保障能力，为战备服务，是军械工作的主要内容。他要求各级军械管理单位，组织力量深入连队巡回检修武器，保证部队军械装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战备技术状态。据《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之《军械工作》篇，1964年，总参以值班和守岛部队为重点，进行了一次全军战斗装备普查。我军枪械完好率达到98%，火炮完好率达到97%，光学仪器完好率达到88％～95%。

    在这一时期，为保证我军武器质量，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总后军械部与部队一起，研制了各种代用训练器材，建立军械装备定期进厂轮修制度，确定在正常情况下，后膛炮连续使用10年、前膛炮和枪械连续使用5年、光学仪器连续使用4年就应进厂大修。

    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在北京开幕，会上有后勤系统的展品1500项。总后韩振纪副部长是提前去参观的，当他看到军械部门的革新成果时，便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打大仗，打胜仗，我们该办的事很多。

    十、军械学校的教育方向是为部队服务

    20世纪50年代，总后军械部下辖若干学校。1961年10月，中央军委对全军院校进行统一调整。韩振纪在总后常委会上讲：“没有人才，怎么提高我军技术装备？”经过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多方努力，总后军械部保留下来一些综合性的军械学校，教师力量、设备、教材集中使用，教学质量未受影响。

    当年负责组织编制的马树栋说：
    总后军械部管的学校一共6个。那时有武昌高级军械学校、南京军械学校、通县军械学校，这3个军械方面的学校；还有培养军械技术工人、修理工人的沈阳技工学校；此外，还有河南新乡预备学校和辽阳预备学校，这两个是总军械部时从总政接管的，专门学文化的基础学校，对一些文化低的干部进行文化补习，然后再上军械学校。这两个预备学校归总后以后，韩振纪对这种学校没有兴趣，他觉得地方上有的是学生，部队内部也有不少有文化的，没有文化，军械学校不收就是个事，军队办文化补习学校早就过时，干脆撤了。其中，新乡军械预备学校是到1961年与其他学校合并的，实际上也撤销了。

    在韩振纪坚持下，沈阳修械技工学校保留了下来。到1962年8月，韩振纪主持方案并报军委批准，又将武汉第3汽车修理工学校与沈阳修械技工学校合并，称后勤技术兵学校，校址在沈阳市。该校设有光学高机、团炮、师炮、军炮、枪械、车钳锻焊电工、汽修、履带车辆维修等训练业务。

    1959年12月，总政通知召开会议。韩振纪问秘书是什么会议？秘书说是有关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的院系调整问题，这类会议通常由总后军械部一位副部长或计划局长去就行了，这一次总政也没有特别要求，只是要求去一位负责同志。韩振纪听说是军事工程学院的事，就决定亲自参加。 

    韩振纪到了开会的地方，一看主持会议的是总政主任肖华，满屋子上将、中将，军兵种的领导同志来了不少，只有军事工程学院来的副院长刘居英是少将。

    陈赓院长身体不太好，当时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已不兼任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由谢有法中将继任政委），但仍任院长兼党委书记。韩振纪十分挂念他，很想找他好好聊一聊，建议他找个安静的地方疗养，不想他仍然像从前一样闲不住，到各部队去搞调查研究，向军委提出重要的建议。

    刘居英在会上转达了陈赓院长关于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3个工程系拨出来，成立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的工程学院，并成立海军和空军工程学院的建议。

    韩振纪听了以后颇有感触，他认为陈赓的这种调整方案有独到见解，对我军多兵种现代化建设有深远意义。到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十分赞同，有关军兵种的同志尤为高兴。大家还不谋而合地提到军事教育体制改进的问题。韩振纪在会上表示：“我的理解，今后，军事工程学院要专门培养尖端制造人才，还有搞综合研究、培养师资的人才。”

    会后不久，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就把军事工程学院分建的事情定了下来，而且形成了文件。

    从1960年4月开始，在中央军委统一安排下，韩振纪参与、主持或配合，军械部所属军械技术学校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编。在一次会议上，韩振纪说：“现在地方有技校、技工学校，而军械部的学校是为部队服务的综合性学校，培养、培训任务都有，方向也不同。”

    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原属炮兵，主要领导干部都是炮兵去的人，那时人们还习惯称之为炮兵技术学校，实际该校已经先后隶属总军械部和总后军械部，主要培养部队军械干部和驻厂军代表，校址在武昌。陈亚藩大校、贾克（后来到五机部）大校、黄延卿大校（红军干部）曾任校长。廖成美少将（红军干部）、徐青山大校（红军干部）、林胜国少将（红军干部）曾任副政委。

    1960年9月，根据陈赓建议，中央军委决定，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工程系迁址武昌，与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合并，成立炮兵工程学院，主要任务是培养炮兵的研究设计和维护使用工程师，属炮兵领导。该校仍负责轮训军械勤务干部，还为越南代培军械干部，这部分业务归总后军械部领导。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工程系划出后，该系中的防化专业（7科）、防化兵器专业（8科）和防原子专业（9科）建成6系（即防化学兵工程系），1961年分出另建成防化学兵工程学院，校址在长春。

    1961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以新乡军械预备学校、军事工程学院装甲系汽车科、炮兵工程学院兵器系轻武器2科和后勤学院营房系、油料系为基础，组建后勤工程学院，培养具有大学本科毕业程度的后勤专业工程技术人才。校址在四川重庆市，主要招收地方高中毕业学生。其中轻武器系辖3个教研室：专业基础、自动武器设计原理、枪械制造维修。

    1962年2月，军委炮兵决定炮兵工程学院迁驻南京，将兵器系轻武器2科移交后勤工程学院，将军械勤务系移交给后勤学院。

    由于涉及军械干部的培养方面，按照上级要求，为了上述两项移交顺利，韩振纪指定军械部一位处长和两位相关经验较多的干部参加工作。他们频繁往返于武汉和北京之间，积极组织有关的协调工作。任务完成后，有位干部病倒住院治疗，韩振纪派秘书两次到医院探望，还找人给他上小学的儿子补习功课。

    1962年夏秋，炮兵工程学院从武昌、沈阳、南京三地迁往南京集中，由于缺少用房，只得把一间旧厕所拆掉，改建为实验室。此事反映到了总后有关业务部门，随之被认为私自破坏营房设施。韩振纪派人了解真相后说：“学院的做法没有错，过去行军，营房先行，为了教学，拆了一间旧厕所，违反了哪条规定？”韩振纪打电话到总后营房部，希望帮助解决炮兵工程学院急需用房问题，拨专款给他们改建旧房，新建教学、科研用房，改善教学条件，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落实。

    炮兵工程学院由武昌迁往南京时，自动武器教研室及实验室，直接迁往重庆后勤工程学院，随迁的还有原属军事工程学院的自动武器设计专业第5期（57级）和第6期（58级）学员。

    在研究这批学员安排的时候，学院提出了好几个方案，由总参、炮兵有关部门及后司、军械部、学院领导一同研究。这批学员是从军事工程学院入学后在炮兵工程学院学习的，为了避免学业脱节，经反复考虑，组织决定，这批学员完成毕业设计后毕业离校，其中可选择一些人留校任教，加强教学力量。在后勤工程学院学习的59级至62级学员较多，其中，轻武器系62级的学员大多是原新乡军械预备学校的学员。军械部先后有两三位处级干部参与协调这个事。为此，韩振纪专门听取了有关领导的汇报，他得知后勤工程学院暂不能开设基础课，于是提议让他们随炮兵工程学院迁往南京，由炮兵工程学院代课，这样不至于耽误学员上课，使本来比较复杂的问题变得很简单。

    早在1949年6月，周恩来同志指示，总后在北京通县创办军械训练大队，杨立三亲自兼任大队长，后来改称解放军第一炮兵技术学校，杨立三兼校长，封永顺任副校长，孙纪刚任副政委，还有一位起义将领赵龙韬担任副校长，负责主持日常业务。1956年2月，该校改称通县军械技术学校，归军委总军械部领导，后归总后军械部领导，孙纪刚任政委，赵龙韬转到地方工作，封永顺兼校长。平时，封永顺不怎么去，学校工作主要由孙纪纲负责全面工作。在总参军械部时，这所学校已经拥有质量比较优良的各种机床97台，还有专业教员88名，技术工人52名，其中5级工以上的就有42名。

    1960年4月，通县军械技术学校改称通县军械学校。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和7个学员队、1个进修班，还有1个外训大队。该校主要培养高炮军械技术员、轮训现职军械技术干部，训练部设7个教研室（高炮、高炮仪器、炮弹、雷达、普通技术、材料加工、军事）和实习工厂。

    中央军委曾把训练亚、非、拉美地区外国留学生的任务交给通县军械学校负责。韩振纪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从教学、衣食住行、安全保证，以及外国留学生的思想情况，他都要亲自仔细过问。他要求由学校的一把手每月向他汇报一次，在留学生工作方面，不能出任何问题。

    韩振纪觉得，经过各级领导反映上来的问题，层次越多，越容易掺水份，他总是希望能了解到下面真实、具体的情况，所以他尽量抽时间亲自到基层去，而不仅仅是坐在机关里听汇报。

    有一次，他到通县军械学校，陪他去的只有司机一人。快到学校的时候，他让司机把车停下，然后一个人走到校门口。那天，韩振纪穿着便装，站岗的战士就是不准他进去，直到他取出证件，才放行。战士要打电话通知值班的校领导，却被他阻止了，他说：“不要通知他们，我一个人随便走走！”

    韩振纪独自走在校园内，路上有些人认识他，纷纷向他敬礼，他都摆摆手，意思是千万不要声张。这些人都会意地离开，各忙各的。

    韩振纪见学校里井井有条，很是满意，等他快离开学校的时候，好几位校领导干部赶来了，其中一位对韩振纪说：“请首长指示！”韩振纪说：“你们知道我来了？”有位同志说：“首长一进门，我们就从楼上看见了你，你一个人来，不就是要突击检查吗？那就任凭你看！”韩振纪也笑了，他临走时留下一句话：“你们那个岗哨做得正确，一定表扬！”

    华东军械学校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军械训练队，1951年5月，华东军械学校改称第三军械学校，1952年10月改称第三炮兵技术学校，校长万一夫大校（原新四军2师师部老同志），政委夏琦大校（原八路军第5纵队老同志）。 

    1956年，该校改称南京军械技术学校。1960年4月，总后军械部学校系统整编，该校改称南京军械学校。整编后，学校主要培训、轮训初级军械维修技术干部。南京军械学校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和7个学员队。训练部辖7个教研室（地炮、步兵火炮及弹药、枪械、普通技术、材料加工、地炮仪器、军事）及实习工厂。经过整编，该校面貌一新，培养出了更多的人才。董光大校、李海泉大校（红军干部）、孙纪刚大校（由通县军械学校调去）、段仲宇（曾是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地下党员）等同志曾担任该校领导职务。

    韩振纪历来对军队教育格外重视，他主管军械工作以后，对军械院校的建设、编制、干部配备以及教学规划等都要亲自过问。他办军校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发挥战争时期我军优良传统，从培养实战人员出发，进行学校的机构设置，制定教学内容和方案，培养出来的干部要马上投入军械装备队伍，不能浪费人才。

    1963年春，总后韩振纪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军械技术学校的技术演练现场会。他和炮兵首长们一起观看教学员炮兵武器战地抢修演练以后，对该课题的实施作了表彰。他们都认为和平时期常抓战时训练，这是很有意义的，但决不能流于形式，军队就是要随时准备打仗，要在近似于严酷的战争环境里进行训练。

    这一时期，我军军械训练机构进一步发展完善，一个培养初、中、高不同层次军械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为部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中，总后的军械院校同多数军事院校一样，先后被撤并。通县军械学校、南京军械学校、沈阳技术兵学校并入后勤工程学院组建军械训练大队。后勤工程学院改称为后勤高级专科学校，学制由四年改为六个月至两年，几经变动，1975年恢复为后勤工程学院，地点在重庆。1974年，中央军委批准在石家庄复建军械技术学校，至1986年6月，改名为军械工程学院。现在，上述两所学院是全国重点高等院校。

    韩振纪主管军械工作后，在他的工作日程安排中，研究、编写军械装备教材总是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在韩振纪的支持下，经过在教学与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总后军械部、军区军械部(处)与有关院校协作，修订编写出版了许多适用于我军新情况的军械教材。从1963年到1965年，总后军械部和后勤学院有关的教学系（室）共同编写了全军军械管理教学大纲。韩振纪还亲自组织或派人参加撰写一些兵器专业和有关后勤保障的书籍，由总后勤部或总参谋部出版局军内发行，下发各单位学习，作教材使用。总后军械部编写的技术教材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师团军械勤务》《焊接细则》(1964)、《制图教材（军械修理工用）》(1965)、《材料学教材（军械修理工用）》(1965)、《电工教材（军械修理工用）》(1965)、《焊工教材》(1965)等。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总后颁发了《后勤专业学校工作条例》，50年代中后期，军械主管部门总结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经验，编写了一批军械勤务理论教材，例如：《军械勤务》《步兵师军械勤务的组织和工作》《现代条件下炮兵军械勤务》《师团进攻与战斗军械勤务》《战时步兵分队的军械工作》等。

    十一、圆满完成战时后勤保障任务

    韩振纪领导军械工作的这一时期，发生了若干重要战事，例如：炮击金门、平息西藏叛乱、昆明军区部队对盘踞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实施打击作战、新疆军区清剿西藏残余叛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上述战事的军械保障工作，主要由作战军区后勤部组织实施，总参装备计划部和总后军械部调拨、指导、协调，圆满完成前线军械装备的供修任务。在洪学智担任总后部长的那一段，韩在洪部长和李聚奎政委的领导下，在作战军械装备供应战勤任务方面，执行军委命令迅速而顺畅。

    从1958年“8?23”开始，中央作出炮击金门的重大决定。韩振纪在担任军械部部长以后，在其职责范围内，坚决、有力地做好了炮击的军械物资保障工作。当时，军委要求弹药储备8个基数，按参战部队3个基数、军区一线库2个基数、二线库3个基数配发。总后军械部的任务繁重、责任重大，韩振纪安排封永顺副部长与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保持紧密沟通，对所属库容的弹药、器材和其他设备进行随时检查、调拨，保障部队使用。

    韩振纪指示军械部机关派干部和技术人员到福建前线，帮助部队解决军械装备各种难题，各直属军械工厂及军械学校也要派人员到前沿阵地。为此，他还找通县军械学校校长、政委谈话，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总后军械部大批技术工人、教员和学员组成巡回小组，紧急下去协助部队检修、抢修各种炮械装备。整个炮战中，我军参战部队共修理各种火炮2217门次，80％的故障火炮得到了及时修复。车辆中、小修近700台次，车辆完好率达98％左右。其中，总后派下去的人员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部队指战员的赞扬。

    当时，参加炮击的部队驻地存有许多废旧炮弹，针对这个问题，韩振纪指示军械部下去的同志了解情况后尽快向军、师领导建议，设法排除。通县军械学校到前线的同志建议用拆卸熔化的方法排除。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部队的同志不方便搞，于是韩振纪指示：再调一些专门的技术人员赶住福建前线，严格按照技术规程操作，不得发生事故。军械部机关和通县军械学校等单位的同志组成排弹分队，冒着生命危险到各部队收集、搬运废炮弹，集中在安全、隐蔽的地方，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安全地销毁几万发废旧炮弹，彻底排除了隐患，还协助有关部门回收了大量钢铁和火药，受到福建前线指挥机关的通令嘉奖。到1961年12月中旬，福州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主动停止炮击。

    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向中国边境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10月20日，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至11月21日结束。这次是在高原山区作战，气候、交通条件恶劣，物资消耗量大。后勤保障工作由总后勤部全面指导，东、西两段分别由西藏军区后勤部、新疆军区后勤部负责实施。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韩振纪参与制定总后勤部后勤保障方案，他利用长期一线指挥作战的丰富实践经验，结合这次作战地域的环境特点，在紧急调拨，立体运输及储备作战物资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和建议。

    从1962年到1965年，台湾当局派出小股武装不断骚扰，并准备进行大规模军事反攻。当时，我东南沿海部队紧急战备，各级后勤部门共筹运了34万吨物资，加强5个后勤分部，2个岸勤基地。总后勤部进行统筹，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1963年4月，《解放军报》报道：
    表彰川藏、青藏线上先进单位和人物

    本报讯　最近，总后勤部在雅安、西宁两地分别召开了隆重的授奖大会，表彰川藏、青藏运输线上的先进单位和人物。总后勤部副部长韩振纪中将、政治部主任卢南樵少将分别把集体一等功的奖旗授给汽车某团修理连、当雄兵站，把集体二等功的奖旗授给二道沟兵站、卡集拉兵站和马尼根果兵站。会上还奖励了一批先进人物，其中给汽车某团修理连连长周在山以提前晋衔晋级奖励，给修理技术革新能手马庆雯记一等功，木工李毓国记二等功。

    这几个单位多年以来在川藏、青藏高原执行勤务。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在风雪严寒、任务艰巨的条件下，吃大苦、耐大劳，出色地成完了各个时期的任务，连年被评为四好单位。

    那一次，韩振纪代表总后党委去颁奖，刚到重庆就患上了痢疾，而且还病得不轻，李聚奎政委来电要他返回北京或就地治病休息，另换一位同志前去。可韩振纪却说：“我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他带病坚持着赶赴高原雅安。4月1日，总后勤部在两地如期召开了隆重的授奖大会。

    1964年1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接见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军后勤工作等会议的全体人员。韩振纪等参加。

    1964年7月，总后勤部召开“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会议”，树立后勤战线各行各业标兵。来自各地的700多名代表，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创造“四好连队”经验。《解放军报》报道﹕

    贺龙、刘伯承元帅和罗瑞卿大将
    接见总后四好五好代表会议全体同志
    本报讯　贺龙元帅、刘伯承元帅和罗瑞卿大将，16日下午接见了总后勤部召开的所属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会议的全体同志。

    参加接见的还有：彭绍辉上将、李聚奎上将、刘志坚中将、肖向荣中将、张令彬中将、周玉成中将、韩振纪中将、汤平中将、张池明中将、彭嘉庆中将、李耀中将等。

    1965年2月，毛泽东、与对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薄一波、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此次会议主要检查和总结1964年全军后勤工作的情况，讨论和安排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韩振纪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并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十二、军队外事及常规武器援外工作

    当时，我军有关总参的装备援外工作，一般是王新亭副总长分管，有关装备物资的储存、保管、运输等工作则在总后勤部，韩振纪副部长曾经分管这方面工作。他曾出国几年，亲身经历过不少重大活动场面，是位既懂军工又懂外交业务的领导干部，他一贯处事低调，本不愿出头露面，遇到外事活动，能让则让，但是国防部指定的任务一下来，他根本推不掉。

    1961年6月，韩振纪奉命以国防部代表名义，陪同由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副总参谋长瓦?基诺将军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代表团，由北京到南京、杭州、上海、重庆等地参观访问。

    在南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国防部代表韩振纪中将等陪同代表团观看京剧演出（见书前照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以及韩振纪中将陪同代表团瞻仰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地。

    在杭州，韩振纪中将等陪同代表团参观工业展览会和工厂，游览了西湖等处。

    在武汉，韩振纪中将陪同代表团参观了长江大桥等处。

    在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员饶子健中将宴请代表团，韩振纪中将等作陪。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会见代表团，韩振纪中将等参加会见。韩振纪中将陪同代表团在东海舰队参观了我海军军舰（见书前照片）。

    20日至23日在重庆，韩振纪中将陪同阿尔巴亚人民军代表团参观791、296工厂，长江电工厂、建设机床厂、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处。韩振纪中将、54军军长兼重庆警备区司令员丁盛少将、重庆副市长邓垦陪同代表团参观、游览了市容和南温泉，观看川剧、杂技、电影等。

    据《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成套项目援外》一节，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实行国际主义义务，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罗马尼亚、朝鲜、巴基斯坦等国家进行军事援助。1959年，根据中国、越南两国协议，中国援助社会主义共和国3个轻武器工程项目，以后又帮助他们建成枪械、枪弹、地雷、手榴弹、中小口径的迫击炮弹、40mm火箭弹等制造厂。1964年夏，总后军械部派专家到阿尔巴尼亚等国执行军事项目的援建工作，为他们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韩振纪在总后党委领导下，与国务院相关部委配合，做了大量工作，还多次安排军械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参加代表团、考察团去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交流军械生产技术。

    1965年3月，美军加强轰炸越南北方，并派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根据越南党政领导人的要求，我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决策，由三总部、各军兵种、国务院有关部委等21个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持越南小组”。

    韩振纪副部长多次出席相关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和落实领导工作，特别是解决常规轻兵器援助问题。总后及有关部门奉命向越南（含越南南方游击队）提供的援越物资品种多，数量大，时间要求特别紧。为此，韩振纪向总后党委提出，有关部门应想方设法，保证供给，加紧研制、生产，很好地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