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成令”是指：1940年11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八路军第5纵队参加曹甸战役，在我军久攻不下、伤亡颇大的情况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准备下令再攻曹甸。黄克诚电请撤兵，粟裕、叶飞、韩振纪等也赞成黄克诚的意见，陈毅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刘少奇与陈毅、粟裕、叶飞、黄克诚、韩振纪、彭明治等将领研究战况后，遂“收回成令”，经中央批准，参战各部均撤回原防地。那一次的当事将领众多，打仗总是会有一些不同见解之间的讨论，有的同志对黄克诚不满，但刘少奇、陈毅等领导都有过明确的讲话，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也有电报回复，这些均有据可查，上述事情早有历史结论。

    “保黄电报”是指：在曹甸战役中，黄克诚就作战方法提过不同意见，一度被免掉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韩振纪致电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请复克诚5纵队司令职，以指挥全面。在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前夕，作为5纵实际上第二把手的韩振纪被军委调离他所熟悉的一线作战部队，到军部领导军工生产。韩振纪坦诚地讲出“保黄电报”的缘由，属于一个历史细节，是他的个人行为。

    接着，总后开会的重点转而批揭洪学智。参加者发言不多，会开得没什么实质内容。某同志突然发言，把矛头指向军械部部长韩振纪说：“洪上台不允韩的调出，是需要控住位置。”当时，军械部在总后是个最大的单位，有实权，此话用意颇深。韩振纪说：

    与洪相处时间短，华中抗大，印象不深。洪代（注：新四军3师）参谋长较久。×的说法不完全对，我至今不明！
    （《韩振纪在总后党委扩大会议发言稿》）

    韩振纪的发言虽然简短，但却有几层意思。笔者从《洪学智回忆录》和《新四军文献》（第4卷第190页）的有关内容查看到，果然，洪学智于1941年10月前后被调到黄三师，的确是担任代理参谋长，他这个“代”字，直到三年后才被取掉。韩振纪用十分平常的语气讲出这么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不允韩的调出”，是指肖劲光大将提出要调韩振纪到海军工作一事。肖有要调韩的考虑，主要是由于当时我国海军苏式装备多，有加强这方面工作的必要，基于肖对韩了解，他认为由韩来负责是适合的。洪不允韩调出，当然也是从工作需要考虑的，同时，韩未调走，也是由于他自己未答允下来，与“洪占位子”毫无瓜葛。韩振纪到总后工作仅半年，洪学智就被免职，在那段时间，韩振纪平时除了开会不大到总后大院，洪学智也是公事公办，两人之间无私交，因此没有理由把洪与韩搞单独到一起，既然如此，洪怎么可能利用韩占位子？某同志无话可说。

    洪学智与彭德怀、黄克诚两人仅仅因为曾有过工作关系，于是糊里糊涂地被搞成在彭、黄在总后的“代表人物”，1959年10月被免掉总后部长职务，下放吉林省当了农业机械厅厅长。

    在那一段时间，韩振纪所讲的内容仅为已有结论的历史点滴，决不多讲一句。他最终没有被牵涉进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在苏联工作三四年多，对前一段国内发生的事情主要通过看报纸、听传达了解一些，亲身经历不多；当时还未到“文革”那种状况，一批军队高级干部得到保护，总政主任谭政起了作用；还有个原因，就是韩振纪在历史上调动非常频繁，搞不准他是谁的人。

    韩振纪的有着相当的革命资历，身为总后党委常委、大军区副职干部，但他到1962年才任总后副部长，正因为当年韩振纪发过“保黄电报”，所以有人总说他算个“边缘人物”，这种说法确实符合韩振纪本人当时的处境。

    三、在军械部撤并及隶属问题上的争论

    1959年10月14日，邱会作任总后方勤务部部长。1959年11月，封永顺调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他与韩振纪共事的时间不长。从那以后，随着我国兵工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有关军械方面的业务，在若干部门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交叉，但各种轻武器、弹药及相关仪器、器材、附件的订购、储备、生产、管理业务还是在总后。

    总后老同志们说，当年的邱部长讲话嗓门大、红光满面，他从事过多年的军队后勤工作，脑子好使，对军需物资供应、卫生、财务及营房建设等传统军队后勤工作抓得很在意，但对于军械装备管理、兵工厂的生产、院校方面，他有他的想法，裁减、撤转早就开始酝酿。韩振纪延续执行王树声的做法，与邱的思路对不大上，军械工作放在哪里？放在总后系统应该怎么搞？这些都是当时总后党委会争论过的问题。

    2000年，邱会作曾经对来访者说：
    “韩振纪在新四军2师当参谋长，我在4师当政治部组织部长。”“韩振纪人别扭，我们之间没有交流。”“韩振纪懂古书，字写得很好，是我们这里一个不大的知识分子。”“他上过讲武堂，是从旧军队到红军的，受的就是那种教育嘛！”“韩振纪的工作，在其负责期间，军械部下属的弹药库、靶场、工厂没有出现过什么事故。”

    据总后老同志们说：邱这个人远近亲疏区分得十分清楚。邱当总后部长不久，总后党委常委曾开会酝酿由谁来担任书记的问题，他只获得少数人的支持。当时，韩振纪没有给他投票，他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一直认为韩振纪是“反对派”。上述内容，韩振纪在其《“文革”检查提纲》，以及邱会作的有关讲话记录等材料中都有记载。

    在军械部精简与及隶属问题方面，韩振纪与邱会作发生过两次原则争论。韩振纪遗留下一些文字材料，从中可以了解发生这些争论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处境、思想状况和态度。他写道：

    军械部成立于炮司已久，我到军械部工作以后，长期存在怕出事故、影响战备、国家受损失等方面的想法。

    军械部隶属关系长期内有波动。炮兵就军械部建制发文件，并以此征求军械部意见，炮司派人到军械部看房子、分配房子，这是对以前军委的决定赖账。记不清了，好像总参发文件要讨论军械部隶属问题，又引起一次波动。我是始终主张军械部归总后建制，态度主动、明确。邱部长先说：“老韩，你就是对这个问题不通！”我默认。后来又因撤并问题与邱“喧闹”，邱又批评。在一次总后讨论编制时，还是就军械部的问题，我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过原则的争论。

    在我的思想上，军械部是别人（注：指王树声）建立起来的，经我手削减了，于我军军械工作不利，原来军械部那些同志怎么办？大家有怨言！文件上缴，军械部有意见！

    （《韩振纪在总后党委会发言稿》）

    2003年，马海亭老人对韩振纪的子女介绍说：
    陈锡联兼军委军械部部长以及王树声任总军械部部长时期，是我军军械装备工作大发展时期。总参军械部时期是收缩、减员时期。军械部归总后以后，大批装备、兵器生产及管理体系还是总军械部的底子。中央军委对全军的军械工作很重视，但当时的总后部长邱会作与李聚奎政委的意见是不同的。

    那时，军委对军械工作很重视，但有人把军械部看作眼中钉，要烧火，把许多有关技术资料烧掉，要取消。当时，邱会作的思想，就是把下属部门工厂等机构交出去，接着又搞人员缩减、分散。

    在接管总军械部原有机构和人员的前后，邱会作让人把一些基础资料烧掉了。韩振纪部长发现除了原总军械部报给军委或总参的一些呈文之外，到总后这里保存下来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少。他生气地说：“各种技术资料都没有了，例如靶场的建设，没有技术资料，怎么掌握兵器？”他和大家一样，都感到缺乏干部，准确的统计数字上呈报不来，组织调拨、技术管理都很困难。

    在韩振纪部长的坚持下，组织总后军械部把技术资料重新搞了一些。封永顺副部长对统计各种数据的工作也很重视，他协助韩振纪克服了很多困难，使用手摇计算机等简陋工具，设法保存了一部分旧的资料报给了总参，他后来到了总参又整理了一些，所以，现在要找当时有关军械装备的各种数据，总参可以找到，可是在总后却几乎没有。

    后来又不让搞了，为此，韩部长在会上几次提意见，顶了邱会作。有段时间，邱会作见了韩部长就不吭声。
马树栋对韩振纪子女说：

    打仗没有数据怎么打？缴获蒋介石那些东西，抗美援朝时各军区统计各种数据，一个命令来了，家底有多少，胸中无数，怎么打？军委、毛主席调用，有这些数据才能考虑这个仗打不打。

    有一次，在讨论军械部编制及隶属问题的时候，韩振纪对邱会作发了脾气，同时把张贤约副部长也给捎上：“对张大闹，不因你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减少我们错误作借口。”以后，他又觉得事不在张，自己那一次对张“不尊重，不礼貌”，确有不妥之处，便主动“向张作检讨，道了歉，但他还是仍坚持意见，认为削减军械工作是不正确的。”（以上摘自《韩振纪在总委党委会发言稿》）

    韩振纪主管军械工作的那一时期，给军械部的老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马海亭老人说：
    韩振纪老部长性格内向、刚强，平时话不多，但十分坚持原则，不在错误面前低头，他看不惯那些拉帮结派的行为，以及对军械工作的无端指责。当时的老部下都服气他，都说韩振纪是德才兼备、清正廉明的老部长，直到老了，大家还都怀念他。

    几位军械部老同志介绍说：
    ×××接韩振纪的班，他就不大理韩，他有一种说法：以前是大将、中将，我是少将，不管以前是什么，我就要管起来，反正挺傲的。“文革”以后，×××拥护邱会作，拥护不起来，意见分歧，成了两派。

    以后到1969年，总参装备计划部划归总后，与军械部和运输部的一部分合并，成为总后装备部，管物的单位统归总后，但装备计划这部分业务总参并没有给过来，所以武器装备的生产安排及调动仍由总参决定，有关这方面，总后要与总参协调，工作起来多有不便。原军械部的数百人，有些转业，有些去干校劳动，不少老同志先后被弄到外地去了。例如马海亭挨整一年多，借着“一号通令”被搞到山西大同，后来安排他担任总后大同办事处副主任，可不让管事情，坐冷板凳，直到1975年11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20世纪80年代，马海亭以正军职离休，晚年经过自学，成为有些名气的老年书法家。马树栋说：

    马海亭被弄到大同办事处当副主任，有个事做不错了，我给弄到宁夏劳动去了。军械部的人对邱意见大了！

    四、我们自己的兵工要争口气

    1959年5月12日，总后召开全军后勤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韩振纪对总后李聚奎政委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无缝钢管、枪炮弹药等一批军械工厂，家大业大，对人的思想教育必须加强，请你多给我们军械系统一些名额！”那一次出席会议的先进单位有248个、积极分子代表540名，其中军械部增加了好几个名额，就是由李聚奎特别批准的。

    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建国10周年大阅兵。此次展示的武器装备大多数是国产，如五六式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五九式高炮和加榴炮，还有五九式坦克，这些已经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那时，军工系统各部门生产高潮选起，无论规模、品种和数量都迅速扩大。韩振纪抓工作很紧，由于任务繁重，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一次，韩振纪听汇报到半夜，当他听说有一些老式英制步枪和山炮的技术参数找不到的时候，就立即打电话给在苏区就熟悉的曾三同志，请他帮忙。曾三说：“我这里是管历史档案的，怎么有这方面的东西？”韩振纪说：“日伪兵工档案可能涉及，找找看嘛！”曾三听说是研制新武器要使用，立刻说：“今晚是不可能的，我明天派人同你联络！”韩振纪这才想到天已太晚了，就说：“曾三同志，对不住了，影响你休息！”曾三说：“你以为只你一个夜猫子？我这里也正开会呢！”第二天，曾三派来的人与军械部的技术人员接上头，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份档案文献中把这些技术参数找到了。此后，韩振纪向曾三建议：成立专门的兵工档案库。

    1959年5月，军械部归总后不久，韩振纪与邱创成等炮兵领导提出要造中国自己的车载火箭炮，这个意见获得军委、总参、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党委的支持。6月，在韩振纪领导下，总后军械部下达任务，交由某工厂进行研制、生产。该厂发动技术人员和职工奋发图强，很快提出了火箭炮研制方案：口径130mm，定向管16根，管长1.3米，车体为苏式嘎斯汽车。该厂把将此方案报国务院一机部、二机部并总后军械部，韩振纪批示上报总后、总参，经军委领导批准，正式进行试制。

    11月，我军第一门车载火箭炮在白城靶场进行了试验性射击。韩振纪就改进火炮膛线磨损及膛压系数提出建议，以解决火炮发射的稳定性和远程精度问题。总后军械部与厂方共同总结经验，在各种技术数据上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制定改进方案。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这门火箭炮在炮身应力、精确度等方面均得到提高。同月，该厂又接到新任务，加紧生产30门130mm火箭炮，以后成功地参加了1960年国庆大阅兵。该火箭炮在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参、总后和炮兵领导下，经过不断试验、改进，其性能有很大提高，定向管先后达到17根、19根，管长1.3米。1962年10月至1963年2月，130mm多管火箭炮在白城靶场进行全面试验。1963年2月，该炮运至某部队试用。1963年，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该炮设计定型，命名为1963式130mm火箭炮，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10千米火箭炮。1964年4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

    与此同时，韩振纪领导总后军械部还参与指导研制了1963年式107毫米火箭炮及弹药。在该火箭炮定型讨论的时候，有同志提出可再增加管数，韩振纪却提出研制多用途火箭炮弹的建议，他认为：

    应提高火箭炮弹的杀伤威力，试以一弹覆盖数10米，或以过去的经验于空中爆炸是可以作到的，一弹兼有多管发射；或增加品种，如提高穿甲能力，摧毁敌地面坚固设施，专门对付坦克、装甲战车。威力更为强大。

    有人说六零、八二已不属炮，我觉得它有它的优越性，主要是便于携带，应利用、改进、发展，不必完全淘汰这个品种。

    （《韩振纪工作笔记》）

    有段时间，一些常规兵器生产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当时在军事工业方面，贺龙元帅主管常规武器。1959年底，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贺龙任主任（1961年11月罗瑞卿兼任），他和罗瑞卿等领导同志采取坚决的措施，迅速纠正了这种倾向。为贯彻上级指示，韩振纪在军械部的一次会议上说：
产品质量问题有些与技术条件有关，有些则是由于人的原因造成的。有的同志忽视技术的提高，懒得动脑子；有的同志片面追求数量和表面成绩，搞虚夸。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取消合作项目，再加上经济困难，中国军队装备换装的进程也被打乱。1960年1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毛主席批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周总理要求：“坚决攻克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技术，并把常规武器搞好。”（《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第36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

    有一次，贺龙元帅亲自找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了解我军自行火炮装备的发展的情况，参加汇报工作的有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和参谋长钟人仿少将、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中将、总后军械部长韩振纪中将。贺龙听取汇报后指示：“这些年，我们从苏联购进武器，装备了几十个坦克团、坦克自行火炮团和自行火炮营，目前，这些部队的装备使用和维修情况，你们很清楚，能不能适应打大仗的形势？我看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自行火炮部队是一个现代化的技术兵种，要成为陆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生产主要部件，但很不够，我们应研制自己的自行火炮！在自己研制的同时，你们对现有的装备器材要摸底、整顿一次，不能等靠要！”（韩振纪记录摘要）

    韩振纪在这次汇报中说：
    我军苏式装备的维修、保养、更新任务繁重，现离开人家也有能力完成。军械部厂子，除了常规兵器的试验、生产和管理之外，在大兵器部件的维修供应方面也有一定潜力，但我们目前与装甲兵部队、相关兵工厂之间衔接不够，技术力量和资料欠交流，未能积极创造条件、利用现有条件，自己生产部分器材和修理设备，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浪费。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坚持自力更生的思想，能动性为先，不满足于现状，不惰性，不断改进工作。

    （《韩振纪工作笔记》1960年1至2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全军各大单位、院校的首长，包括不少军以上的干部都来了。韩振纪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在广州郊区的鸡颈坑接见到会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韩振纪和一部分高级将领在第一排席地而坐。这次会议之后，“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成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

    1960年3月15日，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召开，着重研究贯彻中央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安排1960年的后勤工作。韩振纪出席。

    1960年4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10月1日启用新印章。

    1960年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重点讨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有军队的编制和装备计划等事项。在这次会议上，总政主任谭政大将因对“三八作风”这个提法是否很准确持有异议等问题而挨整，被降为副主任。此后，谭政曾分工管总后的政治工作，在老首长处境艰难的时候，每次到总后军械厂视察，韩振纪都是亲自陪同，认真汇报，也不管别人说什么闲话。

    1960年11月8日，聂荣臻元帅在听取总后主要负责人工作汇报时，讲到常规武器要搞个七年规划，生产数量要保证现有装备，每年都要有一定的储备，武器的改进工作仍继续研究，为下一阶段改进做准备。当时，聂帅的指示在总后未得到很好落实。

    1961年7月10日,韩振纪出席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全军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认真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精神。

    封永顺调到总参工作后，有一段时间，涂锡道身体不好，陈文彪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军械部一大摊子业务的领导责任都压在韩振纪一个人肩膀上。总后军械工作涉及面广，军委抓得很紧，需要联系的部门很多，例如总参、国务院相关部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及总后相关领导和部门，方方面面的事情都需要协调，而且常常必须由他亲自出面，有时为一件事要反复商讨好几次，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之后，在他的积极主张下，又提拔了几位副部长。

    为改变我军军械装备的落后面貌，提高军械生产质量，韩振纪下部队，到工厂，跑试验场，逐一检查项目进展情况，协助基层解决困难。韩振纪在军械部办公会上讲：

    有了盖红章子的文件还不够，我们军械部是主管部门，能下去检查的同志都下去，我带这个头！不必单纯追求一年多少次、多久时间，检查工作要跟着生产项目走，服从工作需要。

    韩振纪抓工作十分仔细，在每一种军械部负责过问的新武器研制过程中，他都要亲自参加预订方案、听汇报，并且尽可能地参加有关的讨论，试验时则一定到场，定型研究时也要提出具体的技术意见。他还指定专人与使用部队保持联系，搜集各种反映。他强调：我们这些人既然管这方面的事，就要负责任到底。

    举个普通的例子，中苏关系紧张后，军用望远镜供应来源中断，1962年11月，某厂上报三机部五局、总后军械部订购处，请求研制大倍率军用望远镜。这时，韩振纪已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他是经历过多年战争的高级指挥员，十分了解高倍望远镜的作用，总后军械部向他汇报时，他指示积极配合三机部五局加快工作。为此项研制，韩振纪到三机部技术科室找工程师们细致、深入地探讨光学技术，人家见他说得很在行，还猜想他肯定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专家。按照韩振纪的指示，军械部会同三机部五局，整理国外技术资料，经过反复论证，于1963年3月下达有关主要技术指标。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三机部五局和炮兵司令部对设计方案又进行反复补充，修改。
    1963年底，该厂设计出25x40的大倍率望远镜，1965年9月16日，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定型，我军从此有了完全由自己生产的高倍望远镜。

    马树栋和王秉轩两位老同志回忆起从前的事，都觉得韩振纪对待下属干部很严格但又通情达理，着急上火的时候很少见到。韩振纪是位明白人，所以不乱发脾气，他认为有些领导干部里外搞不清楚就训人，那是没有水平的表现。马树栋说：

    我这个人听话，没出过什么纰漏，没挨过韩部长的批评，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韩振纪的老关系很多，地方相关部委的正副部长和司局长不少人都熟悉他，凡是碰到业务方面需要协调的事情，只要他亲自出面或讲个话，都会好办得多。遇到这类情况，韩振纪都十分谨慎，他在处理与地方部门关系等原则问题上绝不准军械干部胡来。

    有一次，军械部系统一位师级干部对下边人说：“有我们韩部长在，他们不敢疵毛！”这话传到韩振纪哪儿，他立刻找来那位干部当面追问。那位干部说是由于一件火器的英文译名与一位有名的兵工专家争论了半天，后来他一提韩振纪，人家就不吭声了。韩振纪批评道：“×××是曾经在我的领导下工作，这个不假，但他的学问比你我都大！他们夫妻俩英文都十分出色，人家不吭声，你就了不起了？别看他个头不高，涵养比你高多啦！你敢与大科学家理论，有胆量，但是，以后不准再用人压人的办法对待地方部门的同志！”那位同志挨了韩振纪的批评，以后在和地方的技术专家打交道的时候，态度谦虚多了。

    五、坚决实行驻厂军事代表制度

    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杨立三兼任军械部部长的时候，军械部就开始在一些重要的军工企业设置军事代表。关于军事代表制度化，总后早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1950年12月30日，军委总后方勤务部《驻兵工厂检验代表工作试行条例》颁布执行。1953年9月，驻厂检验代表改为驻厂军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工厂军事代表室设立，开展军检并启用军检印记。1956年11月，总军械部于23日颁发《驻国营工厂军事代表暂行工作条例》。以后，由聂荣臻元帅分管的尖端武器研制、生产很快发展，国务院有关几个部和国防科工委渐渐承担了军工生产的大部分，各军、兵种也有了自己的装备研制及订购等部门，生产与使用两方面的关系问题更加突出。

    马树栋回忆说：

    韩部长的领导思路和王大将是一致的。韩部长做工作讲道理，不一边倒，该我们办的，决不是苏联专家说了算，我们有我们的做法，有很多改变。我接触几件事，一是编制。二是军队派驻军工厂的工作人员名称怎么定，开始学习苏联，叫检验代表，这个是有一番斗争的。我们总参的一些领导就是同意这个，特别是×××，那时，他们的观念是军队和工厂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没有质量问题，为什么不信任？他们说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地方生产，军队验收就行了。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王树声在时不称检验代表，改成驻厂军事代表了，专门负责军工产品的质量检查。国防部长彭德怀非常支持、重视。王树声几次讲话，坚决执行彭总指示。后来，到了韩振纪部长这里，他接受了王大将这一套，是坚决执行了军事代表制度的，说我们仍然叫驻厂军事代表，不是检验代表。生产与接收使用之间还有个买卖关系嘛！我们接收还要给你钱，其实买卖就是个质量问题，不能好坏都收，假若有质重不好的我们收了，打仗不能用，出了问题谁负责？所以，韩部长坚持建立军事代表室。彭德怀那时候叫三条规定、十条什么的，后来归纳以后改成驻厂军代表工作条例。这事闹了很长时间。有条例后，军队有发言权了，不合格的我不要。这方面有些事例的，一弄就多少万不收啊！不给线还要退回去！

    总后军械部订购处，直接领导沈阳、重庆，西安、北京、山东淄博5个区域军代表处。后来成立了军区，有成都军代表室，重庆就没有了。记得姚大伦当过沈阳区军代表，原来住在我楼下，现在他去世了。他是新四军老军工。

    区域军代表室处领导各驻厂军事代表室。那时，五机部、四机部等有关部委的军工厂上百个，全国几十个军代表室。担任过驻区域军事代表室负责职务的还有罗桂华（红军干部）、黄思梅（红军干部）、王兴（红军干部）、刘永生等同志。

    韩振纪任总后军械部部长和总后副部长期间，再三强调向军械生产部门派驻军代表工作的重要性，他常说：“这是一项事业！”为了健全军工产品的质量检验制度，全面完成军械生产任务，韩振纪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在干部会上说：支持、配合工厂搞好生产，完成军械订货任务，这是军代表的任务。大家既要尊重工厂的领导，尊重工人的劳动，又要坚守军代表的职责，所以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障碍，这里面有个科学处置的问题，总之，党的原则第一位。质量达不到标准的产品，军代表经汇报、请示，不应该验收的就不同意验收，但这不是唯一途径，需要把工作做在前头，通过大量的工作，尽量避免和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和浪费。
驻厂军事代表和生产工厂在协作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矛盾分歧，这些问题反映到韩振纪那里，韩振纪在军械部军事代表工作会议上讲：

    军代表抓什么？当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时候，军代表有提出异议的权力，但具体的生产工艺，军代表可不干预，这方面军委首长有过指示。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军代表的工作要围绕这个进行。验收也有验收的复杂技术，军代表之间也应互相交流。

    武器弹药生产的每项任务、每个环节都事关重大，韩振纪抓军代表工作十分直接，他经常根据需要让区域军代表室负责人当面汇报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总后军械部各主管人员对重要军工产品的生产，自始至终地过问，出了相关问题要视情追究责任。

    韩振纪对一线军代表，既在生活上爱护，又在政治和工作上严格要求。他在会议上强调，驻厂军代表要把个人素质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他要求军代表参加驻在单位的党团组织生活，向党委汇报工作，作普通成员，坚决克服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与工人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吃苦耐劳，深入生产现场，掌握技术设计和生产的一线具体情况，以作好部队和工厂的交流。

    韩振纪曾说过，在军代表中有不少中专生和大学生，但是兵工生产门类繁多，而且不断有新东西出来，所以不论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不论是多年的老兵工还是职务再高的干部，都要不断学习、提高，不掌握新的专业知识就不能把关。

    以往，军械部领导一般是不到厂的，韩振纪打破惯例，遇到重大项目，军代表把可能发生的问题逐级汇报上来后，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就亲自带着区域军代表室的负责人到军工厂，针对产品的质量问题直接找厂领导谈话、交流。韩振纪搞了多年军工，对常规武器、轻兵器的基本技术和工艺流程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检查工作时决不走马观花，常常刨根问底，有些问题厂长一时回答不了，只好紧急开会，把工程师请来研究仔细之后，才能够有个较完整、规范的解释。

    1959年，为了研制我国第一代自动步枪，韩振纪组织总后军械部专门的技术干部，在前一段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总结，加班加点搞出初步设计和生产方案。他指示，派最优秀的专业干部带着这个方案参加由国防科委、总后军械部和三机部共同组成的设计组，并要求这些同志，在研制过程中一律集中到生产工厂吃住，抓紧时间工作。

    在总后军械部派出人员出发的当天，韩振纪亲自和他们谈话。在谈话中，有的同志流露出任务艰巨，能力有限，有一定畏难情绪。韩振纪说：“这个可以理解，承认困难是对的，但不要怕它！到了工厂，你们和技术骨干交朋友，虚心向人家学习，就能克服困难，业务水平会有提高，回来之后我们这里又多了几个专家！”听了韩振纪的话，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信心也有了。接着，韩振纪从吃住到家属生病、治疗的事情都问到了，还表示：“大家如果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解决，工作上的建议也可以直接找我反映。”在部属上前线的时候，韩振纪从不给他们施加压力，他的关心让大家倍感亲切。

    韩振纪强调军代表的桥梁作用，驻厂军事代表除执行既定生产任务之外，还应有主动性，那就是主动向厂方及其主管部门反映部队有关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和要求。他要求军代表一方面了解工厂，一方面了解部队，每过一段时间，他都指示军械部主管部门安排军代表到部队去见习、座谈，使他们能够及时掌握部队使用武器弹药的情况，以便和工厂进行更好的协作。

    1959年，驻某厂军代表在随检的时候，发现已经上生产线的引信产品中有一发没有安装保险销，于是提出将全部产品进行检查。当时，厂方有的负责人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此举耽误工期又产生浪费。韩振纪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严令军代表不签字验收，并要求将未出厂的数万发引信全部返检，结果，从中又发现有一发没有安装保险销。此事非同小可，总后军械部发出紧急通知：将已发出的24万发引信全部返检。这件事对该厂乃至整个兵工生产行业都有很大震动，韩振纪肯定了驻该厂军代表的正确作法，并要求在全军械系统进行表彰。后来，经过厂方和军代表共同努力，这种引信终于在1961年实现定型生产。

    1960年1月，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召开，贺龙元帅在会上强调：军工产品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要求充分发挥驻厂军事代表在完成军事装备订货验收任务中的作用。会后，在总后党委领导下，韩振纪组织军械部机关，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制定了“预防为主，监检结合，狠抓关键，严格验收”的订货、检验、验收工作原则。

    1960年，某兵工厂研制仿苏五八式14.5mm二联高射机枪。该武器研制初期，曾出现部件断裂的问题，此情况由驻厂军代表报告总后军械部。韩振纪明确指示：这不可能是孤立的一部分问题，必须慎重返工，深入查找原因。到1963年初，该厂再次生产这种高射机枪，经过反复试验、鉴定，产品穿透力强，性能达到要求。1965年12月，第五机械工业部、总后军械部批准该型号高射机枪定型生产。

    1961年，某厂根据部队使用意见，提出对仿制苏式轻机枪进行改进的方案，驻厂军代表报告总后军械部后，韩振纪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并批示：严格把关。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百倍努力，驻厂军代表大力配合，研制工作比较顺利。1963年7月，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总参谋部下文名为“1956年－1式7.62mm班用轻机枪”。

    1961年11月25日，由韩振纪参与领导，总后勤部研究拟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暂行条例》方案，对军事代表在军械产品订货、验收等任务中，其职责、权限、与工厂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都进一步修订。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一次召集各有关部委办与总后勤部重新研究、修改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工作条例》，共计40条。《条例》明确了军事代表的工作原则、基本任务、检验与验收、监督检查、领导关系、组织机构、工作方法等。

    《条例》正式颁布以后，有关各方面认识统一，再也没听到什么反对意见。在严格规范的管理下，驻厂军事代表代表军工产品订货方，在确保军工产品质量，提高部队装备费用的使用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驻厂军事代表在上级领导下，为我军军械装备的发展付出艰苦努力。韩振纪对子女们讲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的冬季，在某靶场试验六六式152mm加农榴弹炮，当时，气温异常寒冷，达零下30多摄氏度。第一发炮弹没炸响，打出去找不到了，军代表和技术人员冒着大雪找寻了四天四夜，手脚都冻坏了。军代表冒着生命危险，费好大劲才把哑弹从地下挖出来，然后又拆开，终于找出了发生问题的原因。韩振纪希望子女们学习军工战士，在和平时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勇于克服一切困难，这样才有利于今后的健康成长。

    那个时期，韩振纪阅读了不少外军武器的资料和技术书籍，把一些世界先进武器的各种技术参数记满了一大本，并与我军的装备作对比分析，他对总后军械部的同志说：“我们现有的常规兵器比人家差，可是人家许多有的东西，我们却没有！”

    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三机部五局在清仓核资时，发现一批大跃进时留下来的残次军品，这批东西如何处理？三机部也觉得为难，因为这可能涉及对大跃进的政治认识问题。三机部反映到总后以后，韩振纪副部长打电话给三机部的一位副部长，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见：少数能用的留下，其余统统送炼钢厂。三机部（局）、总后军械部和工厂3个方面领导互相配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了这个“难题”。

    马树栋回忆：

    国务院当时以定型划线，就是说定型以前是科研单位负责，研究出来不能立刻投入生产，还要经过定型委员会研究确定了，才能生产。如果哪个工厂把没定型的生产了，我们军械部是不要的。经过定型以后，我们还要跟踪进行检验，看是不是按定型规格生产的。

    早在1956年6月，国务院就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负责审定常规武器的战术、技术指标，批准产品定型和生产，裁决军工产品定型生产和验收意见。1962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调整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各大单位、军兵种都有负责同志参加。聂荣臻任主任，张爱萍任副主任。孙志远(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邱创成(炮兵司令员)、韩振纪(总后勤部副部长)、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江文(军委通信兵部主任)、孙超群(工程兵副司令员)、毕庆堂(军委防化兵部副主任)、封永顺(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郑汉涛(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长)、张震寰(国防工业办公室第五局局长)为委员。封永顺兼秘书长，张震寰兼副秘书长。各军兵种也相应成立了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见《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第2卷第51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963年，中国自行研制的轻武器、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陆军装备相继定型并装备部队。1964年，全年被批准定型的武器装备共95项，从1962年11月以后至1965年8月，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韩振纪基本上都参加了，在常规武器方面他是主管之一，为此他相关工作更为直接、深入。

    1962年11月24日，总后军械部政委陈文彪少将在北京病世，享年52岁。陈文彪临终时，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总后政委李聚奎上将和总后副部长韩振纪中将等一起前往医院探望，并于11月28日上午10时，参加了在嘉兴寺举行的陈文彪同志追悼会。

    1962年12月24日～1963年1月15日，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总直机关后勤负责人，共103人。会议讨论了战备工作和供应、生产、基本建设计划、加强业务管理等问题。当时，总后副部长的韩振纪在会议上提出：
    军械生产管理也是军事工作，一是按军事化的要求抓质量，抓效率；二是让大家动脑筋想办法，不总搞老一套；三是考虑可否树几个好的典范，供大家学习。

    1963年4月下旬，韩振纪参加聂荣臻主持的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叶剑英于4月29日作了《军工生产要与科学研究及军队使用密切结合》的讲话。

    六、中国常规兵器试验基地的建设

    1953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在吉林省白城大草甸地区建设军械试验靶场（简称白城靶场），主要承担地面火炮和步兵武器的性能考核及定型试验等任务。1956年4月，军械试验靶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属军委总军械部建制，由张贻祥少将（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场长。李孔亮少将曾任政治委员。郑鹤麟大校和刘智瑞大校（红军干部）先后任副政治委员、副场长。

    1959年3月，韩振纪任总后军械部部长后，白城靶场归总后军械部建制，其日常管理工作由总后军械部负责。总参谋部统一领导安排各军兵种在这里进行武器试验，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总长是张爱萍、彭绍辉。经过一段时间运行，白城靶场武器试验设施有较大发展。依据各军兵种及武器生产单位的意见，总参领导与韩振纪研究后，决定先由军械部并白城靶场报经总后党委，要求就加强靶场的综合利用，进一步就提高靶场试验能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总后派专家小组调研，提出方案报总参，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将主靶道延伸，以满足高射武器、远射程武器试验要求。

    当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靶场干部战士们经过艰苦奋斗，战胜恶劣气候，于1960年完成扩建任务，试验条件改善，场区面积为1795平方公里。

    1961年3月22日、7月10日，韩振纪先后参加总后勤部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和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这两个会议着重讨论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认真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精神。

    在物质条件最困难、靶场建设任务最重的时候，有不少同志吃不饱肚子，营养状况不佳，身体发生了水肿现象。韩振纪召开军械部党委会研究营养问题，准备在白城靶场搞农场。当时，总后主要领导人意见不一致，在征求军械部意见时，韩振纪夹在中间，他考虑再三，决定把他们的指示内容都传达，一字不差，但农场照搞不停下来。后来，韩振纪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的发言稿中写道：

    关于靶场办农场，搞了些农业生产，我认为有必要，因此支持，不同意见未置可否，但坚持了，未下马。

    在韩振纪领导下，总后军械部在白城靶场荒地上搞了一个大的农副食品基地，种黄豆，种蔬菜。这里土地肥沃，产品不仅能自给，而且还支援了其他的兄弟单位和总后机关。为这个事，韩振纪后来受到无辜批判。

    韩振纪对部下的生活很关心，但自己却坚决不搞特殊化。当时，某单位给他家送来打来的两只黄羊，韩振纪马上叫秘书把黄羊送到军械部食堂，让大家都改善一下伙食。

    当年军械部的老同志对韩振纪严以律己、艰苦奋斗的作风记忆犹新，但后来军械部×××的某些做法就让大家产生议论：“他们家缺什么吃的东西就让老婆到食堂去拿，把军械部的大食堂当作自家厨房了，大家有意见！”

    白城靶场是我军最大的常规兵器训练基地，许多领导同志对这里的工作十分关心。彭德怀很早就到那里视察过。1962年8月，韩振纪陪同叶剑英到白城靶场视察。叶帅问韩振纪：“人的训练方面，你有经验，武器方面的训练有什么心得？”韩振纪说：“红军时期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内容也不同。”叶帅说：“现在是通过人的训练来提高新式武器的研制水平，装备先进的武器，提高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在视察时，叶帅对干部、战士的生活十分关心，他对韩振纪说：“你们搞副食品基地的作法是对的。在延安，我们就搞过大生产，主席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

    1963年4月，叶剑英再次到白城靶场视察，对试验场的建设提出意见。他反复强调，要把白城靶场建成综合性的武器试验基地。此后，由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牵头，总后军械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参加，就叶剑英的意见进行专题调研，做了大量工作。

    8月，中央军委就白城试验靶场的任务，向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专题报告，拟将白城靶场建成以陆军常规兵器试验为主，兼顾海、空军部分常规兵器试验的综合性试验基地。随后，由总参、总后、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各派主管领导参加，组成常规兵器试验基地规划小组，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分期建设方案，12月，中共中央批准这个建设方案。

    每逢有新武器试验，韩振纪都要求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完成。他不是按部就班地工作，而是强调试验基地的科学管理。他在白城基地视察时讲：

    我们的靶场不仅仅是放枪、放炮的地方，一种新武器产品的诞生，关键是试验，总是离不开试验方法和试验标准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通过试验，研究轻武器的设计理论，保证效果，确定产品，提高生产能力。

    作为部队机关，从工作需要出发召开些会议，听取下边汇报，这是必要的，但会议过于繁杂也不行。我意见可以搞个会议制度，可开可不开的会就不开，放空炮、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会不开。

    白城的同志欢迎韩部长来，因为他从不指手画脚、讲空话，而是善于听意见，敢于拍板、解决问题，他的指示很具体，有针对性，对大家有启发和鼓舞。

    关于白城试验场的建制，聂荣臻曾经准备将之归属国防部直接管辖，后又准备将几个大的试验基地集中，统由国防科委领导。196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械科学研究试验靶场改称军械科学研究试验基地，同年11月，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常规兵器试验基地（简称白城基地）。1965年，军委又授予该试验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训练基地”的番号。以后几经变革，这个基地划入国防科工委序列，现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白城基地是我国最早的国家级常规兵器试验靶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常规兵器综合试验中心和鉴定权威机构。

    早在1957年秋，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开始筹备，总军械部陈文彪副部长参加了筹建委员会，任副主任。张贻祥调任导弹试验靶场筹备处处长。国防部决定，导弹试验靶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训练基地。1960年，中央明确：第20训练基地在业务上属国防科委领导。张贻祥任20基地副司令员，陆续从白城靶场要走了一大批干部。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两弹一星”方面的骨干力量。

    韩振纪到任后，对这项国家重点建设全力以赴支持，他指示军械部各部门：凡是20基地需要我们办的事情，都要给予完全保障，要人要物，不讲二话。他检查严格，督促及时，从未出过问题。

    1960年初，国防工业搞三线建设，军委决定在西北建设新的兵器试验场。韩振纪组织总后军械部会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了军委的决定，派专人带着较为详细的资料和意见书参加筹备选址。经过充分论证，周恩来总理批准在某地建设常规兵器试验基地第二试验场，建制上隶属白城基地。

    王树声领导总军械部时期，就在某地建成了高射炮靶场。韩振纪担任总后副部长以后，该靶场接到一种高炮的试验任务。为保试验成功，韩振纪派得力干部到靶场开了几次现场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63年，靶场进行高炮定型试验，总参、空军首长、五机部邱创成部长、总后韩振纪副部长和总后军械部的几位领导都到场，与有关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又一次提出改进意见。这种高炮于1964年批准定型为五九式100mm高射炮，后来经过改进，曾在抗美援越战场上击落过大量美军飞机。在此期间，韩振纪等还参与领导研制成功与五九式100mm高射炮配套使用的五九式100mm高射炮杀伤榴弹，该弹重30.15kg，弹长1103.91mm，装药900m/s，直射距离1100m，弹道高点14000m，最大射程120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