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建成于1918年，本来是作学生宿舍，建成后成为北大文学院的所在，即北大一院。自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齐集红楼，红楼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也是从红楼走向天安门，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2002年4月开馆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是以红楼为依托，纪念和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一直致力于对新文化运动、对北大红楼的研究，希望通过红楼激扬而又沧桑的历史来教育和警世后人，也是我们筹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目的之一。
　　正是这座曾孕育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大红楼，在北平沦陷期间成为日本宪兵本部及其分队所在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起，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再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战全面暴发，北京大学大部分师生都先后离开北平，走向了抗日的前线和后方。7月底北平沦陷，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一院及灰楼宿舍。
　　据周作人回忆：“北平沦陷之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由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之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1]就这样在北大红楼中国语言学系的门口，挂起了“小队附属将校室”的牌子;文学院院长室门外的标志则是“南队长室”。日本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2]而在楼内的地下室里。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在东部刑讯室中受鞭笞、灌凉水等逼供信的酷刑。
　　红楼的地下室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原是北京大学的印刷厂所在地，到沦陷时期，就成了关押中国人的留置所了。一些曾经被日本宪兵关押于此，并且能够幸运地走出这个地下牢笼的人，对这一段都有难忘的回忆，也让后人对此有了一定的了解。
　　从建成之时起，红楼的格局基本没太大变化，地下室亦然，中间和东西两头均有上下的楼梯，从中间的楼梯下去东西各有一条甬道，两侧是南北向的房间，各十六间，两头向北延伸的甬道两侧也各有九间。(下图为抗战前红楼地下室平面图)

　　而作为日本宪兵队留置所时的地下室，根据曾经被关押于此的人回忆，进入楼门后，从东侧的台阶下去，是一条甬道，两边全是单间屋。靠西头的两排约十四间，是拘留人的囚室，全部改为木栅门，称为笼子。往东是刑讯室，即敌人对犯人灌凉水和拷打的地方。看守所东西头各一门，入夕则锁之，看守的宪兵分班轮值，东头的一个房间是他们休息的地方，甬道当中放了一张桌子，总是有一个日本宪兵坐在那里守着，其余的宪兵则依次巡逻，到了晚上就巡逻的更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