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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
2011-03-09 13:54:20
作者: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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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50 年前,随着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于1937 年8 月l 日,在三晋大地上诞生了一支人民的武装力量― 山西新军。

  这支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的,名义上归属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实际上一直受我党的领导。经过抗日烽火的银燎,它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到1 939 年底发展成为9个旅(辖50 个团)、5 万余人的坑日武装。1940 年初,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以后,这支部队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牟代里,山西新军配合和协同八路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浸路者,经受了火与血的考脸。在外河内山、群峰壁立的山西战场上,到处留下他们抗敌御侮的足迹,上万名为国捐躯的干部、战士长眠在那里。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回首当年的战斗岁月,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

  我党统一战线策略的产物

  山西新军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鲸吞全中国,步步进犯,直逼华北。寇深祸巫,民族危机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国内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1 935 牟我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提出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万的总口号。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当年12 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由它独占的殖民地,我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扰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策路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

  这时,长期统治晋绥的阎锡山正处在重重矛盾之中。20 多年间,他通过横征暴敛,占有两亿元(银元)左右的资本,主要是工厂,兼营铁路、银号和商业。他想方设法要保住这笔巨额财产。本来,阎锡山同日本军阀的关系很深,可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和保持实力的根本利害考虑,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又不能不有所提防和戒备。1936 年初,日军提出要“借路刀绥远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策动和胁迫阎锡山带头搞“华北5 省自治运动”,他没有答应。因此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日趋尖锐。晋绥军于1 936 年秋在百灵庙进行的局部抗战,就带有这种矛盾激化的性质。

  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1930 年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战争失败之后,这种矛盾表面上虽有所缓和,但仍时伏时起,有时很激烈。蒋介石在政治经济上的攻势,受到阎锡山的全面抵制。他用自己的政治团体抵制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用晋钞、士货抵制法币、外货,甚至在修筑同蒲路时用窄轨抵制南京政府规定的标堆轨,如此等等。当东征红军于1 936 年5 月撤离山西后,蒋介石指令当初增援山西的关麟征部5 个师继续驻扎在晋南,暗中策划河东道 独立,企图分裂和控制山西,并且不择手段地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阎的墙脚。对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阎锡山极为不满。

  反对共产党是阎锡山长期坚持的反动立场。在山西,由于他的镇压,加上我们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白20 年代中期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十分严重。然而,红军的东征,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又使阎锡山感受到共产党的巨大威力和影响。面对我党领导下汇成的抗日洪流,他审时度势,又不能不有新的考虑。

  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目本帝国主义这三种力量中间周旋,企图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可是,形势急剧变化,日军进犯迫在眉睫。阎锡山不得不准备抵抗一下日本的进攻,同时也要对付蒋介石的逼迫。

  可是,阎锡山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当时又正值山西经济濒临破产,民怨沸腾。内外交困、势单力孤的阎锡山,急于寻求暂时的同盟者,帮他渡过难关。于是,他想到了共产党。共产党对他是个很大威胁;但是,他也看到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反复权衡利弊,认为“联共”可能是条出路。

  他设想用“联共”的办法挽救危局,进而壮大实力。他知道,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没有万全之计,这个风险不能不冒。他相信,共产党斗不过他,成功的将是他。他常对部下说:“做头等好事的人,可以团结头等好人,做二等好事的人,只能团结二等好人;做坏事的人,只能团结坏人。”我也多次听他这样讲过。在他看来,共产党是做头等好事的人,因此只能团结圣贤那样的人,而圣贤很少,所以共产党不会成功,蒋介石惯于搞阴谋兼并,是做坏事的人,所以只能团结坏人,坏人也很少,因此也不能成功;而他自己则是做二等好事的人,唯独他才能赢得多数,才能成功。所以,他是把“联共,作为暂时的手段,其最终日的还是为了求得他的成功,即巩固和扩大其反动统治。

  阎锡山依据他的反动的“唯中哲学”和“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的统治经验,提出一条合乎他的逻辑的独特的政治路线,即:“抗日、和日”, “拥蒋、拒蒋”, “联共、反共”。他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不要忘记和日,拥蒋不要忘记拒蒋,联共不要忘记反共。”他想在夹缝里做文章,谋求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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