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慕梅曾是泰州市溱潼镇党龄最长的人，他1948年频临解放时单线联系中断，1987年恢复党籍。40年脱党期间，他含冤负屈但对党忠贞不渝，并身体力行引导教育子女永远跟着党走。在父亲落实政策享受正处级离休干部待遇后，我们子女无不为之自豪，适逢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更为父亲当年血风腥雨间在隐蔽战线岗位为党和人民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骄傲！谨以此文寄托哀思，作为对父亲的悼念。

    一、痛恨东洋鬼，救治伤病员

    我父亲1918年8月出生在姜堰东板桥北喜庆巷，祖籍安徽徽州。我祖父胡锦文1931年去世时他才十三虚岁。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只身一人去兴化边城名医他五舅谢绪仙处学医。1937年，父亲学成归来在姜堰西北野沟头开业，此时正值芦沟桥事变后，南京失守。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父亲耳闻目睹日本人在我国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加上我父亲当时有一邻居原来在南京电报局工作，他对电报业务相当熟悉，生活本来很不错。因为南京沦陷，回老家后生活举步维艰，很好的技术专长没法施展。在同情老邻居的同时，父亲更对日本人增加了仇恨。1938年春，日本人进了姜堰，听父亲说，当时只有十多个鬼子就把姜堰占了，主要原因就是姜堰那时没有党组织，新四军还没有来苏北。十多个日本兵龟缩在姜堰东大街文昌宫，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两人一排列队，在镇区跑两趟。看到鬼子们上街，父亲和他的伙伴们都恨得牙痒痒，有时干脆尾随在后面或躲在小巷里大喊一声：打倒日本鬼子！

    1939年初，新四军挺进纵队攻下扬中，又在江都嘶马、大桥和日伪展开激战，让扬中、嘶马、大桥三位一体，形成了在江北立足的桥头堡。战斗中，陶勇部队有四名伤员被转送到野沟头西侧的雁墩段家桥隐蔽治疗。党组织把治疗任务交给我父亲后，他每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起早带晚，步行到三公里以外为伤员们治疗。在他的精心治疗下，三名战士很快痊愈归队，只有一名上海南汇的战士脚趾头严重冻伤不能归队。我父亲把他接回家中，根据他会做裁缝的特长，让他以做裁缝为业住下来养伤，一年后该同志归队时和我父难解难分，还送给我父亲一件长袍做纪念。

    二、加入地下党，一心为抗战

    父亲在边城学医期间，经常听他（五舅）师傅念叨，他有个家住附近东浒垛的大师兄盛坚夫，说他学医请假不专心，将来是少个好医生，多个治国能人。后来果然不出所料，盛坚夫1945、6月就成为泰县县委副书记、独立团政委。这位大师兄当时的抗日壮举加上后来民运工作队长丁翔雯引导，也坚定了我父亲对党的信心和抗日决心，1940年5月，地下党根据他救治伤员和带领群众斗争伪保长费学古的出色表现，秘密发展父亲为中共党员，并由丁翔雯主持，在野沟头父亲的诊所里举行宣誓仪式，当时没有党旗只好在丁翔雯手心画上五角星代替。

    1942年初，姜堰街上有个名叫薛兴江的小青年找到了我父亲，他曾是我父亲的姜堰邻居，请求帮助他治疗毒瘾。我父亲马上给他用药并向他介绍吸毒的诸多害处，薛兴江很快收到了戒毒效果，想不到时间不长又旧病复发，再次在其家人陪同下来野沟头求医。看他痛哭流涕的样子，我父亲没有嫌弃，一方面鼓励他积极治疗，一方面动员他和他的家长，在现在条件下，毒瘾只能一时控制，但不能根除。要想真的根治只有一条路，过黄村河上南找新四军！薛兴江本来就有参加新四军的想法，马上爽快地答应投奔新四军。我父亲给他写了一张字条，按照指引路线，薛兴江很快找到新四军，并在部队里认真学习，勇敢作战，在历次战斗中立功，职务也是节节提升，解放初己成为我南京军区对空作战科科长。曾回来找我父亲叙旧未遇，只见到我二伯父胡耀先。听老人们介绍，抗战期间父亲在周陈做了许多工作，如参加新四军的周靠才遭顽伪毒打，胳肢窝两边肉被把香烧烂，我父亲多次上门为周治疗直到痊愈；19 45年2月，周陈乡农会长宋桂兴和父亲宋怀德一起去野杨村参加当地农会长卫正余葬礼时，突遭溱潼据点伪军袭击，为掩护参会民兵突围，父子双双中弹身亡。当时周陈白色恐怖严重，家人不敢为烈士收尸。我父亲为让烈士入土为安，主动请示城东区唐辛伯区长帮助其家人在牺牲地点附近安葬。

    三、 潜伏敌占区

    1942年春，时年24岁的父亲接受新任务，去白色恐怖严重的溱潼镇开辟工作，当时溱潼镇上还没有一位中共党员。但再三努力都没法渗透，加上镇上医生较多难以立足。组织上决定，在溱潼以西的周陈乡打开缺口，由我父亲一边行医一边开展工作。并让野沟头的龚得 勇来周陈找其姑父顾陵山以20担稻谷价格典得庄中心四间房屋开起诊所。父亲党组织关系一度从属姜北区委，并任宣教委员。也曾属城东区委中心支部，书记沈余才，组织委员王高杰、武装委员高竹斋，我父亦为宣教委员。在周陈期间，上级要求父亲以潜伏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由于这里地处水乡，我父亲又不会撑船游水，一般联系工作都是上级来人。我父亲当年曾向组织申请去抗大盐阜七分校学习，领导答复他：“这里工作更要紧，你什么时间‘红了’，什么时间安排你去”。（红了即是暴露）在周陈和父亲单线联系的人很多，如单筱逸、唐辛伯、王向明、黄国桢、王金甫等，其中桥头单筱逸找父亲的次数最多，他是我父亲的老师，曾任姜北区区长、中共姜北区委书记。听父亲说，有一次单来周陈接头，巧遇周陈乡伪乡长顾少笺，顾对单身份产生怀疑。由于单筱逸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并及时和我父亲通报，等顾少笺来查询时，我父亲从容回答：你知道的，他个穷老师找我不就借两个钱？王向明是管王庄人，个头较矮，人称王矮子，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盛坚夫，和他同期入党的还有木匠孙友琴，这些情况都是后来我大哥胡亚民西安交大同学、孙友琴的儿子孙梓馨提供的。黄国桢卖笔，经常来我家，当时我年幼的大哥对这位笔先生都有印象。

    接头时要使用暗号，暗号又变化无常，答对暗号就是一家人。父亲曾告诉我们一个暗号，来人问：你要万金油吗？父亲答：要。再问：要多少？再答：要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