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被带走了

    1938年8月，我的家乡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听母亲说，日本兵来之前，每天都有印着膏药旗的飞机对这里国军兵营和村镇民居进行狂轰乱炸。老百姓为了活命，成天不敢落屋。都拖家带口地躲在山崖下、地沟里、杂草丛中苟且偷安。乡亲们说这是“跑反”、“逃难”。

    我是1938年2月出生的，日本飞机轰炸时，我只有半岁，正在母亲怀里吃奶呐。飞机来了，母亲就急忙带着八岁的姐姐和我，跟着大伙儿一道往能躲藏的地方跑。当时我可能是受了惊吓，特别爱哭，大家就叫我“哭神”。就是这个不雅的称呼可把母亲和姐姐坑苦了。因为大家害怕哭声会引来飞机扔炸弹，都不让我们跟他们躲在一起，有人甚至骂母亲是“索命鬼”，“你儿子这么不要命地哭，想招来日本飞机把我们都炸死啊！”母亲被骂得不敢跟着大伙儿了，我们只好独自躲在远离大家的刺蓬里，身上，脸上都被野刺划破，直淌鲜血。

    听父亲说，当时巴河镇驻扎了国军一个团，经日本飞机一炸，他们就撤走了。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乡绅富户也都吓得逃之夭夭。国民政府地方要员虽然撤走了，却又不甘心放弃对敌占区百姓的控制。于是他们就物色一些留下来的地痞，穷秀才和目不识丁的土地主充当镇长、乡长、保长、甲长，成为敌占区国民党的“影子政府”。

    有一天，父亲和叔叔俩在稻场上打谷子，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站到了父亲的面前，说：“请问，你们塆子的秀才先生住在哪里？”

    父亲打量了一会儿对方，反问道：“你找的人叫什么名儿？”

    对方答：“他叫秀......哦，他叫宋明辉。”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父亲问。

    “这你就别问了，跟我们去了就知道。”

    叔叔见有人要带走父亲，忙放下手里的活儿，跑拢来说：“哥，他们不说去干啥，你就不能跟他去，谁晓得他们是好人坏人！”

    对方听了叔叔这么一说，心里就明白了，马上满脸堆笑地说：“啊，原来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宋先生啊，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我们是镇公所派来的，请你去有事商量。”他把那张纸递给父亲说：“你看，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父亲见介绍信上有镇公所的公章，放心地说：“好吧，我跟你们去，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到了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才从镇公所回家。母亲不等父亲歇下就问：“他们叫你去搞么事，怎么去这久，还没吃午饭吧？”

    “干么事，还有好事能摊上我？”父亲提起桌上的大茶壶，对着嘴“咕噜咕噜”喝了一通说：“中午在镇公所会了餐，菜倒是蛮丰盛，有鱼有肉，还有我没见过的山珍海味，就是那白酒太厉害了，我喝了几杯就感到特别渴。”

    母亲感觉奇怪：“你到镇公所去大吃大喝了一顿，怎么还说没摊上好事呢？”

    父亲叹着气说：“哎，他们要我去当个什么保长，负责是几个村的催粮派款，纳税要捐，抽丁征劳，防偷驱盗这些任务，都是些得罪人的差事，我可干不了。”

    “干不了就别干嘛，还跟他们会什么餐啰，像是八百年没吃过似的，一副馋像！”

    “你以为我真想吃那顿盛宴啦？我若不答应，他们就不放我回家啊！”父亲显得很无奈。

    “你当了那个公差，家里那两亩八分田地叫谁种？不种田地我们一家人吃什么，喝风啊？”

    “这些我都提过，他们叫我放心，政府每月发给我十块大洋做薪水，比种田地都划算多了。”父亲坐在竹靠背椅子上说：“我那点田地叫弟弟明煌担着，荒不了。”

    “你弟弟还是个愣头青，他行吗？”母亲说。

    “现在已经是铁板钉了钉，不行也得行，能干多少算多少。”父亲只好听天由命了。

    有人问，你父亲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镇政府怎么会相中他呢？

    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村本是一个蕞尔小村，只有十五六户人家，男女老少不足百口，没有杂姓。据说是一个祖先传下来，所以相处和谐。遗憾的是村里文化贫乏，历来很少有人读书，惯以农耕为业。到了父亲这一代，多亏父亲读了三年私塾，后来剽学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秀才先生”。他不仅字写得好，算盘也打得精，还能看唱本、讲故事。谁家要用文墨的时候都来请他，不收一文钱。村里人遇上挠头的事，总要请他去拿主意，出点子化解难题。在乡间，谁有能力，能帮助人，大家就喜欢他，敬重他。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父亲在这穷乡乱世的地方，也算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尖儿。在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出走躲难的时候，相中了我父亲去当替罪羊也就不奇怪了。

    父亲上任一周后，日本兵占领了巴河镇，同时方圆几十里范围内不得安宁。

    二、我家来了个王叔叔

    父亲当保长，到底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我无法知道。到1943年6月，我已经五岁多，可以记得一些事情了。

    我家住在村的最西头，是个连二进三的土坯瓦房。门前有一棵三人抱不了的苦枣树，却是医书上说的苦楝子树，其根、叶、果都可以入药，杀虫作用比使君子强大可靠。据说这树是我爷爷的爷爷栽的，到我出世时少说有100多年了。树冠很大，每到夏天，村民都爱聚在树下纳凉。晚饭后，椅子、凳子、竹床、铺板在树下摆满了，边听父亲讲故事边乘凉。

    记得端午节过后不久，天已经很热了。我们吃过晚饭，洗完澡，搬出一张竹床和两个小板凳摆在大树下。父亲穿着短裤，拖着凉鞋，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边摇边走到竹床边坐下。我和叔叔俩坐在竹床边的小板凳上，吃菱角。这菱角是姐姐在后湖里摘的，多数长有4个带刺的角，又硬又蛰。我怕蛰又咬不动，都是叔叔用力剁开，剥出菱角来给我吃。父亲是吃菱角的高手，他一手往嘴里送，一手接吐出来的壳，吃得又快又爽，却不管我吃没吃。

    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所有景物都被夜幕罩在里面，一草一木都不像白天那样现实，都有着模糊空幻的色彩，好像隐藏着什么，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使人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月光从高空洒下，无处不可照到。晶莹的星星在无际的天宇上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就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揪心而又迷茫的事情。
正当大家吃菱角，拉家常，听故事正兴的时候，突然从村西头冒出六个穿便衣的武装人员冲到了父亲的面前。为首的一个问：“你是宋保长吗？请跟我们走一趟！”

    父亲听了先一怔，马上就平定下来。心想，我现在是在日本、国民党、新四军三面政权控制区当差，哪一方都可以把我带走问罪，已经经历过多次，也不惴慄这一次。于是说：“你们带我去哪里？总得让我穿上衣服和鞋子吧！”

    “你不用紧张，跟我们去了就知道。时间紧迫，马上就走。”

    父亲就这样被带走了。这时我又露出了“哭神”的本色，坐在竹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在屋里听到我哭，连忙赶出来问：“苕货，你哭么事啊？”

    叔叔答：“我哥被人抓走了！”

    “什么？他又被人抓走了？”母亲埋怨道：“叫她别干那保长，他不听。现在的好，不是日本人抓他，就是国民党来抓他，有时抗日游击队也来抓他。他每次被抓，全家人都担惊受怕，我都被他吓呆了。”

    叔叔忙辩解道：“嫂子你冤枉我哥了，他早不想干那差事，可就是推不脱呀！”

    埋怨归埋怨，母亲还是特担心父亲的安危。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催促叔叔出外打听父亲的下落。村里也派了人分头到四邻八村去打听，连续找了3天都没有音讯。一些探消息的人回来说，这几天日本便衣队到处在抓人，听说后湖村的彭大志被日本人抓到镇上去杀了，说他是新四军探子；郭家咀的“夏布眼镜”也被日本人抓到麦堤去杀了，也说他是抗日游击队的“眼线”。如今听了这些消息，更加心神不安。

    我们在时间带来的煎熬中度过，叔叔和母亲这几天没吃过一顿踏实饭，睡过一宿安稳觉。我见大人那个样子，也自然的蔫了许多，成天不蹦不跳，不欢不闹，老老实实跟在姐姐后面转。姐姐虽然只有13岁，却承担了家里许多家务。烧水做饭，砍柴和面，涮锅洗碗，抹桌扫地，舂碓拉磨，洗衣补破，都是姐姐干。

    到了第四天，叔叔一大早就出了门。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却把父亲找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30来岁的生人。那人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对襟上衣，灰色褶腰便裤，一双赤脚上套着黑色粗布鞋，肩上挂着个兰底的花大布包，平头下一副微黑透红的脸，就像秋天地里长的红高粱，那样淳朴，那样精神。

    他们回来，一家人别提多高兴。母亲憋屈地问：“你这几天死哪去了？害得大家到处找。世道这么乱，叫人多担心受怕呀！”

    “好了好了，别说了，赶快给我端茶拿吃的来，我们从早到现在没喝一口水，吃一点东西，都快饿坏了。”

    姐姐像早有准备似的，他一手提着个大茶壶，一手托着几只茶碗摆到大方桌上，叫父亲他们喝茶。母亲又吩咐姐姐去端饭。姐姐说：“今天只做了我们3人的，现在有6人，不够吃呀！”

    “笨蛋，先让你爸他们吃，我们再做。”母亲对姐姐说。

    姐姐连忙进了厨房。

    父亲见了茶，一把提起茶壶往碗里灌，然后端起满碗茶递给那个生人，说：“来，老弟，先喝点茶撑撑肚子，止止饿吧！”那人接过碗往嘴里直灌，像水车似的，真的是饥渴难耐了。接着父亲又给自己装了一碗茶，一口气喝完。他抹一下嘴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带回来的这个兄弟，是我雇的帮工，他姓王，叫王安。明煌（弟弟）不是说他一个人种两亩多的田地忙不过来吗？以后有王兄弟帮你，再别叫苦叫累哟！”

    王安自我介绍说：“我老家在安徽六安县，今年28岁，那里很穷，父母都不在，一哥一姐都参加了新四军。宋大哥收留了我，是对我的照顾，我很感谢。今后我有啥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你们多包涵。”

    “开饭了！”姐姐把饭菜摆上了桌子，有青椒炒鸡蛋、油淋茄子、咸菜雪里蕻炒田螺肉，还有几条饭面上蒸熟的干游鯵，蛮丰盛的嘛！

    我见饭菜上了桌，肚子就咕咕的叫了，连忙爬到桌边的凳子上站着，一手撑着桌子一手伸向盘子里的鱼。姐姐见了就是一巴掌打在我的手上，凶道：“你干什么？大人没来吃，你倒先吃起来了，这么大了还不懂规矩。”姐姐一把从凳子上把我拽了下来：“你下去，待会儿我们跟妈一块吃！听话，啊！”这回我没有哭。

    从王叔叔来我家，叔叔也冷如果乐呵了许多，每天带着王叔叔耕田耙地，车水灌田，干些农活儿。一有空时就到后湖去摸鱼捞虾，捞多了两人就一同挑到镇上去卖。王叔叔在镇上好像有熟人，经常趁卖鱼机会独自去找熟人拉话。在家里有时也一个人出外很久才回来。问他去哪儿了，他总是说“出去转了转”，就是不说干了啥。叔叔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却说：“人家远乡人，一个人住在这儿能不想家吗？找人聊聊，出去转转，散散心嘛！你不用管，由他去吧！”

    母亲听了说：“小王是个好后生，在我们家干了那么多活儿，只吃些粗菜淡饭，也不要工钱，这种好人哪里去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