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文成，原先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弃家入伍，他从军18年，经历了数不清的大小战役，尤其是经历了整整八年的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抗战中，他身为守卫铁桥的排长，带领全排战士，打响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枪声，顽强地阻止了日寇的进攻。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父亲返回故乡，解甲务农，后半生居家从事农桑，于1996年元月3日（农历十一月十三）逝世于河南省鄢陵县张桥镇北小王庄的家中老宅里，走完了他87年的坎坷人生。

    老人已经逝世近20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倔强性格依然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不时地涌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无限怀念。时至今日，我仿佛依稀看到他挥舞大刀砍杀日本鬼子的威武身影；父亲口述往事时的神态或言传身教的情景，恍如昨日，令人感慨万千。在举国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把与父亲相处时的点滴往事追忆成篇，藉此寄托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卸甲归来

    1909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十五），父亲李文成出生在河南省鄢陵县张桥镇北小王庄一个贫寒农家。父亲三岁时，曾祖父打麦工累死他乡，六年后，祖母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嫁。自此，10岁的父亲与年迈的曾祖母相依为命，饥一顿、饱一顿地苦熬日子，度过了泪水拌着酸辛苦涩的少年时代。1928年4月的一天，父亲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口小缸和一件破棉袄，到鄢陵县城去交“公粮”，正遇上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此设点招兵。为了混口饭吃，19岁的父亲李文成毅然只身弃家入伍。

    父亲当兵时，没有来得及回家告诉自己的曾祖母，他把手中的钱交给同村的人，就跟部队走了。戎马生活是苦不堪言的，可对他这个吃惯了苦的农家孩子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情趣。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匪盗蜂起，父亲不懂得什么政治，只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跟着部队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几乎每日每时都和枪声、炮声、厮杀声作伴。开封、洛阳、西安、兰州、嘉峪关……从中原大地到莽莽秦川，从西北边塞到北国荒原，几乎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几回回出生入死，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想念着家乡，牵挂着自己年迈的祖母……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妄图逐步吞并全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父亲所在的西北军29军全体将士，在爱国将领宋哲元、冯志安等率领下，坚决举起抗日义旗。父亲参加了29军的大刀队，在长城保卫战喜峰口战役中勇立战功。后来，我父亲的部队守护宛平县卢沟桥，他当时是守卫铁路大桥的三营十一连二排排长。“七•七事变”当天，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日军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数次击退了日军的冲锋。

    卢沟桥抗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历史大事件。从卢沟桥撤出后，父亲被提拔为连长，奉命增援台儿庄，在台儿庄南平集一带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台儿庄大战结束后，父亲又随部队调往湖北荆门、钟祥一带，参加了保卫大武汉战役。后来，父亲在一次与日军作战时，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中了日军施放的毒气弹，导致左眼失明。

    休养一段时间后，父亲重上战场，于1940年5月参加了襄河保卫战，在枪林弹雨中，父亲九死一生，身上多处负伤。

    1945年8月，日本天皇昭告天下，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结束。9月，部队集结休整，父亲思乡之念强烈，他已经离家18年之久。部队在安徽六安驻扎期间，我村的王贵良一家逃荒到部队找到了我父亲，父亲热情款待他们一家。言谈之间，他们介绍了老家河南连年旱灾，老百姓生活困难，父亲听了，十分挂念家乡，想念自己的老祖母。这时，父亲已是浑身多处受伤，强烈的思乡之情让他彻夜难眠。部队18年的战火熏陶，18年的思乡情怀，让他对家乡多了一份牵挂。此时，部队正在休整，国共双方正在和谈，安静的军旅生活反倒使他生出了探家的念想。在做出抉择后，他决意回乡探望年迈的祖母。由于家境贫寒，音信阻隔，父亲回到老家时，孤苦伶仃的祖母早已离开了人世。祖孙两代阴阳两隔，父亲痛不欲生。

    我家宅院在村子东头，父亲带着妻儿回到家中，收拾自家的破屋陋室，整理自家的门户，祭拜祖母和父亲的坟墓，就用砖块支起了煮饭的锅灶，度过了三个月的乡村生活，安静而充实。

    1946年初春，父亲突然接到安营长的信函，拆开一看，是催促他迅速归队的。当时，父亲的腿伤尚未痊愈，不宜做剧烈运动，更不能适应高强度的部队训练，便依此理由推托迟迟不肯归队。后来，安营长再次发来紧急信件，敦促他到指定地点报到，部队要向东北开拔。但是，几个月来安静的农家生活，熟悉的田园故土，已让他心生眷恋，热土难离啊！

    此时，国共两党正在和谈，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战争形势咄咄逼人，加之国共两党的摩擦不断，战争密云越来越浓。父亲是一个农家的孩子，农家孩子也有自己的判断。他凭着自己朴素的情感和认知，觉得好男儿保家卫国是天职，抗击日本的侵略是血性男儿的本色，可如今让中国人打中国人，那就好像似弟兄俩打架，虽然打的头破血流，可那就是自损自伤的事情，实在不值当啊。

    所以，父亲谢绝了上司的召唤，放弃了自己在部队的军衔待遇，决意留在家乡，守护自己的家园，守护自家的老宅。

    从此，守卫卢沟桥铁路大桥的抗战军人，征战在抗日战场八年之久的铁血战士，掸去了一身征尘，卸去了血染的战衣，在家乡的土地上安心做一个种植农桑的庄稼汉。

    醉心农桑

    父亲回到家乡时，我家已是房漏屋塌，他用自己有限的津贴把屋子修整一新，又买了三亩地，把一双儿女安顿下来，安心种好庄稼。父亲19岁从军，从部队回到家时已是30多岁的中年人。在部队的18年里，他挥舞大刀，手持钢枪，如今一下子回到家乡操持锄耧犁耙，还是有些陌生的。可他是一个倔强的人，自己不会的庄稼活，就虚心向村里的庄稼筋请教学习，不懂农事种植，他就向老农讨教。由于他种地无经验，头一年，自家的庄稼收成明显低于邻居家。

    粪是庄稼宝，缺它长不好。父亲是个不服输的人，他从村里的庄稼筋嘴里得到确认，他买的三亩地是薄地，缺少粪肥，庄稼自然就比别人家的差。从此以后，他天天早起到大街上、路沟里、村后的荒园里去捡拾人畜粪便，积攒起来撒到地里。常言说，土地三件宝，抗旱防涝除杂草。五黄六月天，天气溽热，父亲扛起锄头去锄地，把庄稼地锄得松软无杂草。在父亲的勤奋操持下，我家的庄稼长势明显有了提高，小麦产量提高了近一倍，他也逐步学会了种庄稼。

    1948年，国民党11师从许昌向徐州打增援时路过我们村，抓住了我村村民王永安，说他是八路，把他绑在大树上用马鞭子抽打，村里人都吓坏了，没有人敢上前劝阻。因为父亲当兵在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就有人跑到我家，向我父亲求救。他听说后跑步赶到大树下，见王永安被几个当兵的打得嗷嗷哭叫，就连忙上前说：“弟兄们是那一部分的？”为首的一位军官乜斜着眼，怪声怪气地问道：“你是干啥的？”我父亲说：“我原在29军服役，参加过卢沟桥事变时的战斗，后来我们师改编为77军，我的军衔是中尉连长。”那位军官一听，立马双脚一并行了个军礼：“长官好！”父亲指着被打的王永安说：“这是俺村的一个好孩子，从来不惹事，跺三脚跺不出俩屁，咋会是八路呢？”那位军官摆摆手：“误会误会！”急忙吩咐松绑放人。

    从此以后，王永安对我父亲言听计从，一生感恩不尽。

    每到秋季，村里的果树成熟，临近的东许村有几个光棍，喜欢在周围村子白吃白拿，还强占强夺，一般的小户人家可惜自家的财物，却又不敢招惹他们，害怕遭这些人报复毁坏庄稼，或者使什么阴招让事主破财，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我家有一个大园子，里边种着十几棵梨树，每到秋季，就会招惹一些青皮无赖上树摘梨果。那时，我家几口人就那三亩地，打的粮食不够吃，全靠卖梨果挣一些钱补贴家用。父亲就搬了一张床，天天睡到梨树下，还烧一锅开水，泡上从部队带回的茶叶，等待邻村的小伙子们来到梨园品茶。那天，三五个小青年晃晃荡荡来到梨园，父亲站起身打招呼，让他们坐下品尝茶叶的味道。那几个人都是乡下毛头小伙子，哪儿品尝过茶叶的味道？几个人尝过茶水后，都十分惊奇。父亲拿过一根竹竿，捣下几十个梨让他们品尝。这些人本来是蹭果子吃的，眼下却主人被款待了一番，还喝到了香味十足的茶水，便有些受宠若惊。况且他们还听说我父亲会耍大刀，砍杀过日本鬼子的脑袋，武术十分了得，昔日的无赖顿时一个个变成了谦谦君子，哪个也不敢再耍无赖。从此，我家的梨园十分安静，再无人敢涉足捣乱。

    我家的梨园每年都有一定的收入，可以弥补家中的其他开支，日子虽说不上富裕，但父亲为人正直，人又勤奋，农家生活还是很温馨，很知足的。

    我们小王庄村比较偏僻，村子小人口少，因父亲在部队学得文化，能识文断字，出外见过大世面，而且他与人为善，公平待人，村里土改时，被村民推举参加了农会。解放初期，村里的土改工作很敏感，要根据每家每户的土地、房屋进行估产，然后再确定每户的成分，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度。父亲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他参加的整个农会土改工作中，我们小王庄村没出过一次乱子，也没有人家被划高了成分而怀恨在心。

    文革蒙辱

    早在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初，父亲害怕自己的身世被人揪住不放，为免受牵连，他就把自己的军装收拾起来，把他在抗日战争中被授予的军功章也偷偷地扔到了水井里。

    因为父亲的人缘好，在土地改革、成立互助组、镇压反革命、成立人民公社和“四清”运动中，他都没有因为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而受到歧视或虐待。“四清”运动中，农村也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却安然度过了这个时期，这得益于他的低调处世，谦和为人的人品，得益于他识文断字、与人为善的好人缘。

    1956年，我出生了。父亲47岁老来得子，自然高兴万分，他用木板制作成一把大刀，天天晚上练习大刀劈杀动作，把家中的一棵树当作日本鬼子的脑袋砍杀一番，藉此回味当年斩杀日本鬼子时的豪迈之情。我11岁那年，父亲托人给我寻下一门亲事，姑娘叫郑好，比我大四岁。我们是娃娃亲，父亲是希望我早娶妻早生子，改变我们李家在村里孤门独户的境况。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文革”开始后，村里有人对父亲天天练习大刀有看法，说他是国民党的“老兵痞、三青团员”，是“被清理的对象”……不久，他就被人拉出来，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挨批斗，还敲锣打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那天，我在正在韩货郎小学上课。一天刚下课，一位同学对我说，他见到我父亲戴着纸糊的尖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还用墨水画了眼镜，走在大街上游街示众。我一听拔腿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中，推开用木棍捆绑的栅栏门，看见姐姐正围着母亲哭泣。一家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连中午饭也没吃。直到下午，父亲才蹒跚着回到家，他见我们娘儿几个在哭泣，家里锅灶冰凉，知道我们没有吃午饭，就故作镇定地说：“孩子，不要哭啦，恁爹当的是打日本鬼子的兵，从来没有打过八路军，一辈子也没做过亏心事儿！”

    原来，父亲被人拉着去附近的村子游街，一连游了八个村子，最后，来到公社（即现在的张桥镇）所在地，由公社的领导依次过堂审问。戴高帽游街的人当中，有人是地主，有人是富农，有人当过保长，都是旧社会过来人。公社的副社长叫王仁忠，他问我父亲：“你是咋回事儿？”我父亲答：“我在国民党西北军29军干过。”王主任警惕起来：“在哪儿打过仗？打没打过八路军？”父亲答：“七•七事变时，俺在卢沟桥驻守，打过日本鬼子！”王主任一愣，说：“那你是抗日英雄呀！”他一边说一边摆手：“回去吧！回去吧！没你的啥事儿！”父亲当天下午就回到了家中。

    就是因为父亲的这次游街，我的未婚妻郑好在她们村见到了，隔了两天，她就只身来到我家，名义上是探听情况，其实就是来退婚的。我母亲向她说明了我父亲的情况，她还是半信半疑。后来，在她的一位亲戚、我家的邻居的劝说下，才打消了退婚的念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人穷又遇断粮时。父亲游街对他的自尊是一次大的打击，但我的未婚妻因为此事要与我退婚的事儿，对父亲的刺激更大，他觉得自己不能为自己的子女造福，反而让子女跟着受累，是做父亲的罪过。从此以后，他陷入了深深地自责，整天少言寡语，常常独自一人唉声叹气。

    在我记忆中，文革期间，是父亲情绪最低沉、生活最苦闷的时期。一个昔日挥刀砍杀日本鬼子的老兵，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却被人误解，被人歧视，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助啊！

    重游卢沟桥

    我于1971年底初中毕业，因为我学习成绩优异，学校推荐我入高中读书。可是，那时候升学要政审，我是张桥乡大王庄大队的学生，大队政审时，认定我的家庭背景复杂，名额不如让给家庭成分清白的子女。那时，能上高中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没有被大队推荐上高中，情绪很低落，闹情绪不吃不喝。父亲可怜自己的儿子，就厚着脸皮去找学校领导。邻村的王凤图老师知道我的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找到学校负责人说明了情况，担保我复读一年。1972年底，高中入学实行考试，我参加了升学考试，终于被高中录取了。

    父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他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就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在29军学习文化知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能够识文断字阅读报纸。1973年春节，是父亲最高兴的一个节日，因为我被张桥高中录取了。除夕之夜，父亲难得的高兴，他抱来一堆棉花杆儿，在老屋里燃起一堆火，又用砂壶温了一壶酒，先自饮下一杯，对我说：“清林啊，你可是咱老李家学问最大的人，上了高中，可要好好读书啊！”那天，父亲高兴，我也高兴，他对我抱有好大的希望啊！

    1975年，我高中毕业，生产队选我当了会计，后来又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

    1985年夏，张桥乡召开村干部会议，我无意间看到了一份《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国家在北京卢沟桥成立“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七•七事变”为肇始，纪念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我心情很激动，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叠起来放在衣兜里，下午回到家就把报纸念给父亲听。父亲听完后，两眼噙着泪花，一字一句地说：“48年啦，国家还不忘我们这些老兵啊！”我安慰他说：“说不定纪念馆还会有你守卫铁桥的资料呢！”

    征得老人的同意，第二天，我给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发去一封信，介绍了我父亲的姓名、所在部队番号、职务及守卫铁路大桥的位置。不久，我收到卢沟桥纪念馆的复函，信件中还附有卢沟桥石狮子照片数张，另有一张邀请函，邀请我父亲故地重游，并参加抗战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

    令人惋惜的是，那时候乡下条件所限，信件投递速度比较慢。等到乡邮政所邮递员送来北京的邀请函时，已是8月底，抗战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早已结束。父亲无可奈何地打消了去北京卢沟桥故地重游的念头。

    难忘卢沟桥畔的硝烟不久，我们又收到了北京的来信，信里说庆祝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尽管已经错过了，但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老英雄能来北京。就这样，我们父子二人来到了卢沟桥。馆长郭景兴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领着我们父子俩参观了纪念馆，游览了当年的战场。父亲手抚锈迹斑斑的铁路大桥，遥想昔日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止不住老泪涟涟。想起了当年的浴血奋战场景，想起了血洒卢沟桥的战友，想起烽火连天、挥舞大刀对日本鬼子刺刀的拼杀，想起一个热血男儿对民族大义的守护和坚守，往事如烟，弹指一瞬，48年的岁月已是悄然流逝。冯副馆长和杨景诗同志分别听取了我父亲详细介绍当年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我方部队驻守的方位、日方司令部的位置、日方指挥官名字等等。座谈结束后，纪念馆的同志对父亲多了一份敬重，他们与我父亲久久地握手，表示由衷地敬佩，并一致认定我父亲是当年守卫铁路大桥的守桥排长，是依然健在的“卢沟桥事变”时的抗日老战士。

    难忘卢沟桥畔的硝烟在北京期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技师伴随始终，拍摄了父亲游览卢沟桥的大量镜头，我们父子返回河南时，还赠送了我们两盒拍摄成影的胶卷。在1987年7月7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段里，再现了我父亲及其“七•七事变”29军幸存将士座谈会及重游卢沟桥的珍贵镜头。

    我们父子俩在北京逗留了一周，先后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参观了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等景点摄影留念，我们还步入了人民大会堂贵州厅。这一周的北京之旅，父亲难得的心情愉悦，使他有一种对自己人生既往的怀恋和自豪，使他仿佛又回到了热血男儿立马横刀、挥舞大刀砍杀倭寇时的豪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