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就是杀敌战场
    工厂，就是抗日阵地          

    朱总率红军总部渡过黄河后，于9月23日进抵山西五台。当日，朱德、彭德怀电令从云阳誓师出征的林彪所率115师立即向平型关、灵邱一带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115师进人阵地之后，在国民党友军的配合下，于9月25日，一举消灭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粉碎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捷报传来，云阳沸腾了。以支前抗日为己任的崔贯一受到极大鼓舞，他立即抗日救国会和师生骨干开会，连夜部署祝捷活动。然后点燃汽灯，书写大批祝捷横幅、标语，零晨会同八路军留守处的同志一道张贴于全镇。白天又组织云阳地区各学校在云阳小学召开“庆祝前方胜利大会”， 崔贯一主持并发表讲话，宣讲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重大意义，鼓舞广大群众和师生支前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号召社会各界立即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开展募捐和踊跃参军，支援前线抗日。

    会后，崔贯一顾不上松一口气，更加满腔热情而又繁忙地工作起来。

    首先，他主持成立了以崔朝义为主任的“泾阳北乡抗敌后援会”，领导师生深入各地开展宣传募捐活动，将云阳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仅数天，当地群众就捐献出大批支前物资，其中棉花就达2500余斤。崔贯一直接领导的两校师生还纷纷写信慰问前方将士。

    崔贯一异常激愤的心情还没平静下来，中央青年部部长冯文彬率乐少华、何志诚及一个班的青年战士，从延安来到云阳。他们来的使命是准备举办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为边区和全国培养抗日救亡工作和青运工作干部。崔贯一积极向冯部长介绍当地情况，帮助选定培训地点，协助做好培训班筹备工作。于是“中央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很快成立了。朱德为青训班名誉主任，冯文彬为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后冯调走，胡乔木为主任。青训班先在斗口农场开办，后青训班由边区扩大到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包括国外华侨络绎不绝地来参训，青训班的影响和规模越来越大，原址容纳不下，崔贯一积极出面帮助协调解决，青训班先后移至云阳镇城皇庙和安吴堡，史称“安吴青训班”，就由此而来。

    崔贯一心里清楚，支持青训班就是支持抗日。因此，他把青训班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青训班从开班和此后各班培训，始终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直接而又持续的帮助，青训班与崔贯一、培英小学、云阳小学也由此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深厚友谊。青训班共产党人和学员经常主动去培英、云小任教、作报告和开展联谊活动，学校抗日宣传队与青训班宣传队时常同台演出。凡举行重要活动，青训班与两校也互派代表参加。崔贯一还组织优秀学生加入青训班发起的“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合会”，联手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青训班从1937年10月创办到1940年4月，共办4期，培训青年干部12000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青训班撤离时，班主任胡乔木拉着崔贯一的手说：“青训班培训了大批优秀干部，为抗日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都不会忘记，这功劳也有你崔贯一一份。”

    抗战初期，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一些工厂倒闭，军用民用物质极为缺乏，特别是必须的纺织品更为奇缺。陕西虽为抗日后方，但工厂很少，原料缺乏，技术落后，制造日用品能力很差。崔贯一虽然一直在积极储粮筹款，千方百计组织物资支前，但他作为抗日救国会主席，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又越来越感觉力量微薄，支前供不应求。于是他在焦虑中很快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自己办厂生产支前物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之后，崔贯一决定在自己领导的培英小学开办附属纺织厂。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办厂，谈何容易。崔贯一在各方顾问和求助中就遇到种种障碍和阻力。有人说办学就办学，办厂是不务正业；有人担心缺资金缺人才，办不起来，不肯支持；更有人说有种就到前线去打仗，何苦在后方折腾。对这些议论和蜚语，崔贯一坚定地回答：“救亡不分前方后方，学校、家乡就是战场；抗日不论扛枪务工，被服、物资就是弹药。前方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办厂决心决不逆改。”

    崔贯一说到做到，迎难而上。他一面选调部分学生和驻地青年在学校开设纺织职业班，培训纺织技术骨干；一面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以入股的方式筹措资金，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员，终于1938年初建成了命名为“培英纺织厂”的渭北乃至陕北地区第一座现代纺织厂。

    纺织厂根据抗日前线需要安排和调整生产，由起初生产各类布匹，很快发展到生产毛巾、袜子、粗呢和毛毯等，各类被服物质源源不断地支援着直接在前线抗日的八路军。后来还支援了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由爱国将领赵寿山统帅的国民党38军。使纺织厂成了抗日军队最早的后方“军工厂”。

    1939年初的一天，一位与崔贯一年龄相仿的国民党军官，突然来到云阳镇找到崔贯一。崔贯一一见是他渭北中学的同学杨晓初，便让到校舍，沏了茶边喝边聊。崔贯一说：“据我所知，杨兄在前线抗日，怎有空来大后方见我？”

    杨晓初开门见山地说：“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崔兄是支前模范，为兄我甚为钦佩，今天我慕名而来，一来是想看望看望老同学，以了却思念之情；二来是想请你支援我一批物资，以解前线抗战之急需，不知崔兄意下如何？”

    原来，崔贯一的这位同学在国民党38军任军需处长，眼下，抗战将士急需物资补给，他作为军需处长正发着愁，当听说云阳镇崔贯一领导的后援会物资生产很兴隆，支前工作很活跃，就专程前来求援。崔贯一痛快地答应：“这没问题。统一战线嘛，我们理应支持。”然后半开玩笑地说：“若不是抗日，你们奉蒋剿共，你连一根线都别想得到。”

    杨晓初也严肃地说：“理解理解！现在我们可是在前线浴血奋战哟，赶出日本鬼子是咱们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嘛！”两人一起笑了一阵后，崔贯一陪同杨晓初参观了生产车间，然后就支援物资商谈了细节。

    为筹足急需物资，崔贯一组织全厂人员加班加点生产。不几日，杨晓初派来了军车，拉走了一大批布匹、毛巾、毛毯和粗呢等物资。38军军长赵寿山得到杨晓初的汇报后，深为崔贯一无私支援抗战的行动所感动，特别让杨晓初转话，表达他的谢意。此后，38军与崔贯一来往更加密切起来，崔贯一几乎将纺织厂生产的多半产品支援了直接在前线对日作战的38军。赵将军所部38军的军官培训班也向崔贯一领导的两校大开绿灯，先后四批接纳两校优秀学生40余人参加38军军官培训班培训，有的接受培训后，被任命为38军和八路军基层军官，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一直打着交道的赵寿山、杨晓初与崔贯一后来都成了好朋友。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将军率部起义，蒋介石通缉全国，地下党将尚在白区的赵将军亲属接至崔贯一家中潜住数月。不久，崔贯一按地下党指示，让赵将军儿媳打扮成村妇，骑着崔家的骡子，安排专人送至陕北，所乘骡子也便有幸“参了军”。

    崔贯一深知，一支独秀不是春，培英纺织厂有限的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抗日前线的全部需求。因此，他依靠培英纺织厂的技术力量，积极支援其他地方建厂，以期更好地支援前线需求。1940年，培英纺织厂帮助陕甘宁地区赤水县建立了纺织厂，崔贯一派去技术人员，并供给该厂大部分设备及配件。

    赤水纺织厂建立后，与培英纺织厂一起，源源不断地为前线将士和陕北红军提供着被服等物资支援。同时也为改善边区政府、当地民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培英纺织厂又帮助泾阳建成了崇文纺织厂和毅成纺织厂。从此，支前抗日和满足边区军民生活需求状况大为改善。这些纺织厂为振兴民族工业，特别是支援抗战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人们没有忘记，这一切都凝聚着崔贯一的汗水和心血。受到他直接支援的部队将士风趣地赞扬他：“崔贯一是我军不穿军装的后勤部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转枪口打内战，国民党渭北专员陈建中、白薄轩下令：“哪里发现崔贯一，就在哪里就地正法！”崔贯一毫不畏惧，巧妙周旋，一如既往地从事革命活动，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并掩护了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及云阳地区的优秀青年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陕北。

    1947年以后，以支前抗日而闻名的崔贯一与金融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出任泾阳县银行行长后，调至西安市军管会金融处，负责接管国民党驻西安银行及私人银行。建国后，又先后担任西北区行合作处处长兼省、市合作处主任、放款处处长、农村金融处处长、陕西省农业银行代理副行长、人民银行西北区储款处处长等职。

    1957年12月20日，一份人事任命报告呈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案头，周总理仔细阅后，不觉眼前一亮：噢，崔贯一！

    早在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云阳视察时，有关人员向他汇报工作和介绍当地社情时，就曾特意介绍过崔贯一的事迹。1956年崔贯一率团赴京参加全国农村金融先进代表大会时，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此刻，周总理在脑海的记忆里，很快与在云阳听说和在北京见到的崔贯一对上了号，便自言自语道：抗日支前功臣，到底是好同志啊！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起笔签署了“同意。周恩来”几个字，崔贯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

    不曾沐浴抗战的枪林弹雨，却为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提供着有力支援；没有穿过八路军军衣，却被誉为不穿军装的“红军后勤部长”。作为中国工农红军请缨杀敌的会师地和八路军誓师抗日的出发地，云阳早已与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一起，永久地载入了史册；而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为支援抗战作出卓越贡献的崔贯一，也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注】：本篇是受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之托，依据各类史料和访问，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文中重点记叙的是崔贯一抗日战争期间支前抗日的事迹，其他方面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迹还很多，本篇尚未记叙。

    【作者简介】

    姜启德  陕西省城市金融学会秘书长（副总级）、《陕西城市金融调研》常务主编；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先后发表文学作品110万字。出版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著作6部，获各类文学奖5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