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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功臣到银行行长——记陕西云阳抗日支前英模崔贯一
2015-06-25 17:02:50
作者:姜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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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流淌的时间长河,1937年8月29日这天在中国西北高原,突然打了一个旋,便成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辉煌,永久地镌刻在了世人的记忆里。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云阳古镇的一片打麦场上,一改往日的静谧和荒凉,呈现出红旗招展,人头蹿动,群情激昂、歌声嘹亮的庄严而悲壮的景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军改编暨出征抗日誓师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一位既不是红军将领,也不是地方政要的年方34岁的青年人被请上主席台,与朱德总司令等高级将领、政要坐在一起,并代表地方各界群众在会上发言。他,就是敌后抗日支前模范、时任培英云阳两校校长、云阳抗日救国会主席,解放后由周恩来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的崔贯一。

    信念,点燃心灵的明灯
    革命,是他不变的理想

    云阳古镇位于陕西泾阳县北部的嵯峨山下,东接三原,西邻淳化,南临泾河,北壤照金,距西安60公里,是南下西安、北上延安之咽喉要通,又多商贾、富钱粮,历来是军家必争之地。上世纪20年代中期,这里活跃着一批农运领袖和热血青年,英俊而又充满革命激情的崔贯一,就是其中出类拔翠的重要人物之一。

    崔贯一,1903年10月出生于山东潍坊,父亲早年病逝。12岁那年,为生活所迫,举家西迁,历经两年的周折、磨难,于1917年定居于云阳镇南马村(后由崔贯一改名为人和村)。

    出身于贫苦农家的崔贯一,自幼耳闻目睹在黑暗统治下,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境况,加之他青年時就读的三原由靖国军司令于右任倡导、三原社会贤达创办的渭北中学,在校受到浓厚政治氛围熏陶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点燃了革命激情和信念,逐渐树立了远大的革命志向,十几岁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社会影响由学校逐渐波及云阳、泾阳乃至三原地区。不久,云阳“学生联合会”和“三原非基督教大联盟”成立,崔贯一被一致推举担任学联组织委员和联盟主席,组织才能也由此日渐显露。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出现转机,由进步人士、渭北中学原任校长郝梦九和共产党人史可轩、马文宪等在三原县联合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郝梦九推荐,学联运动骨干崔贯一参加首期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崔贯一直接聆听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授课,系统接触和学习着“苏联社会科学”、“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像在渭北中学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那样,如饥似渴地汲取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理论。时间虽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经过全新而系统的思想武装,崔贯一的朴素革命思想由此发生了飞跃和升华,党组织也便高兴地看到,革命队伍又成长了一位忠诚而坚定的革命者。

    在讲习所即将结业的一个夜晚,共产党人马文宪将崔贯一叫到房间,亲切地说:“贯一,你参加革命活动一直很积极,这次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也很刻苦,并且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敬佩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这很宝贵,我们党的大门敞开着,我请问你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崔贯一自与共产党人接触以后,早就产生过这想法,只是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暂时没向党组织提出来。此刻,听共产党人代表党组织与他郑重谈话,欲接纳他入党,他激动万分,一时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胸口。竭力镇静了情绪后,他清了一下嗓子,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这是我心所向。”
马文宪高兴地点一下头,当即拿出入党申请书交予崔贯一。崔贯一认真填写后,马文宪仔细审阅一遍,又询问一些具体问题,然后紧握着崔贯一的手严肃地说:“崔贯一同志,我代表党组织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希望你今后要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翻身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崔贯一站起来,极其庄严地说:“请党放心,我坚决听党的话,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保证为党奋斗终生,请党组织相信我。”这天晚上,崔贯一彻夜未眠,他想,我现在已经是党的人了,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入党后,崔贯一被中共三原县委派回云阳,担任云阳地区农民运动指导员。从此,他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立即展开更加广泛的革命活动,很快与共产党员张振海、雷炳南一起发起成立云阳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共云阳党小组,并担任组长。接着,又在云阳地区19个村建立起基层农会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苛捐杂税和打击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运动。不久,中共云阳特别支部和泾阳县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崔贯一被一致推举担任支部书记和农协主任,在云阳、口镇、鲁桥广大地区领导组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成为泾阳县中共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和农民运动领袖之一。

    1927年仲春,云阳先后发生了两起在全国引起重大影响的大事件——“九江惨案”之后,2万余名群众积聚在云阳镇城隍庙大操场,参加声讨英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大会,会场群情激愤,一片沸腾,呐喊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上台发言的代表,一个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会后适时向全国发出了反英通电,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时隔一月,云阳农协又在城隍庙大操场举行纪念“二•七”大罢工大会,与会群众达两万五千余人,大会阐述“二•七”大罢工的伟大意义,明确工农是一家,号召农民兄学习工人老大哥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使农民群众的革命境界空前升华。人们没有想到,组织发动并主持这两次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的领袖,竟是年仅20出头的崔贯一。

    这次大会之后,受到广泛动员和教育的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崔贯一因势利导,在云阳及周边等地区组织农会及自卫团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肃匪治霸、禁烟禁赌,改革私学,提倡女权,打击反动政权和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在泾阳乃至渭北地区率先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敌伪势力威风扫地,农民和革命群众扬眉吐气。

    然而,事过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泾阳县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实施“清党反共”政策,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包括云阳在内的泾阳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崔贯一和另一名党员吴成襄,被奉命“清党”的国民党部队传唤到县政府。那天,崔贯一和吴成襄去中共泾阳区委办事,正巧遇到田玉杰师长率员搜查区委,区委早已人去楼空,搜查人员便将崔贯一吴成襄带走了。

    “你们姓什么?叫什么?”田师长亲自坐堂审讯,对抓到的人一一过堂,同时还叫来县长王自志陪审。
    “我叫张子虚。”崔贯一随口说。
    “我叫李乌有。”吴成襄也随口说。
    “子虚乌有”,王县长听出了名堂,心里笑了一下。田师长倒没在意,接着问:“国民政府实行清党,你们知道吗?”
    “知道,知道。”崔和吴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看你们俩很像共产党,老实交代,你们是不是?”

    田师长这么问,崔贯一立即判断他并不掌握情况,便坦然地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如钢似铁,坚贞不屈,厉害着呢!我们就是想参加,人家也不一定要我们。”

    “再说,当共产党很危险,要不怕死。我们都还年轻,还想多活哩。就是有人动员参加,也得慎重考虑,不得轻易参加。”吴成襄笑嘻嘻地说着大实话。
    “那你们为什么出现在共党区委,不是共产党,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我是出来给我母亲抓药,路过那里,听说那里住着共党区委,就好奇地进去看看,结果里面没人,我们就折身往出走,不巧就遇到你们的人。不信你看。”崔贯一身上正好有一副药单子,便掏出来,边递边镇定自若地说。
    “我们俩是好朋友,我陪他出来抓药,顺便在街上逛逛。他妈病重,急着要用药哩,行行好,别这么耗我们了。”吴成襄哭丧着脸说。
    田师长站起来,哈哈大笑着说:“我要抓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员当然不会说出自己就是共产党。你们说你们不是,有什么证据?”

    这一问极其阴险,崔贯一急忙在脑子里措辞,坐在桌子另一侧的王县长发了话:“田师长,我也觉得他们不像,泾阳县就这么大,区区可数的共产党员我们都记录在册,册里没有这两个人。而且国共合作中,我们与所有的共产党员几乎都打过交道,这两个我好像也没见过。娃家里有病人,耽误不得,咱把名字记录下来,是共党迟早跑不了。”王县长是北大毕业的开明人士,从内心不赞成“清党”,此刻他心里明白崔和吴就是共产党,还是好心打着圆场掩护。

    疑心重重的田师长听王县长这么一说,这才点点头:“但愿你们不是。以后如果发现了共产党,可要立即前来报告。”

    崔贯一和吴成襄急忙点头:“一定。一定。”

    出了县政府大门,崔贯一和吴成襄哈哈大笑了一阵,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然而笑过之后,崔贯一又不由地悲愤、焦虑起来。面对严重恶化的形势,他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打击反动势力,有效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才能最终获得彻底解放。正值此时,湖南、广州、江西等地相继发生农民武装暴动,这对于正躁动不安的崔贯一无疑是一副强心剂。于是他果断决定,组织自卫团开展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离不开武器,可眼下自卫团只有大刀和红缨枪,枪支区区可数。他设法找到部分支部成员,宣布武装暴动决定,研究夺枪斗争方案。大家集思广益,最终将夺枪目标确定在冶峪镇国民党招兵连。

    10月末的一个夜晚,200余名自卫团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伏到招兵连院落周围,抹掉了两名哨兵之后,指挥人员一声令下,团员鱼贯而入,齐声呐喊:“不许动,举起手来!”正在酣睡的官兵还没反映过来,就被收取了所有武器。拾掇了几名试图反抗的兵痞之后,自卫团特意将排长王立海五花大绑地捆在一棵大树上,还给嘴里塞了一条毛巾。王立海用眼光示意他们赶快撤离。原来,他是被派往招兵连做内线的共产党员。

    第一次夺枪胜利,共产党人和农民自卫团受到极大鼓舞。时隔两月,当又一次机会来临时,崔贯一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再次夺枪。夺枪目标是守卫泾阳县城的田玉杰部张九才旅。张九才旅此时因被省主席石敬亭派来的重兵围困而溃不成军、四散逃窜。

    次日凌晨,500余名自卫团员,冒着严寒潜伏于云阳镇南门外,只几个小时,就从仓皇逃窜的溃兵手中夺取枪支100余条。

    然而,正当自卫团员信心百倍地再接再厉时,不料,却遇一支约一个团的溃军蜂拥而来,将自卫团团团包围。

    第二次夺枪斗争失败,顿时黑云压城,血雨腥风弥漫,云阳党的组织和农会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政府和反动武装四处拘捕崔贯一等夺枪斗争骨干。泾阳、云阳地区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共产党员躲得一个也联系不上。崔贯一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被迫开始四处逃亡。

    正当形势变得极其严峻、面临何去何从之际,崔贯一突然收到一封密件,一位贵人在担心着他这位年轻而充满锐气的精英人才,适时给他指出两条光明去路——去南京国民党政府工作,或去他兴办的斗口农事试验场当场长。崔贯一怎么也没想到,这位贵人就是其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于右任先生。

    万分感动的崔贯一一时动了心。很显然,在危难时刻,去这两个地方就职,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一来再不用担心个人安危,二来会有好的发展前途,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四散躲藏的家人虽然一直支持他革命,但这次“惹”了大祸,也便越来越担心他的安危,希望他找个稳定而安全的职业安度人生。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自己将脱离党,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崔贯一最终还是坚定革命信念不动摇,婉言谢绝了于右任先生的好意。于右任感到意外,但又深受感动,遂亲书“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条幅相赠。崔贯一以此为座右铭,警示和激励自己,终生坚定着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1930年末,杨虎城将军入陕,革命形势趋于缓和,崔贯一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久别的泾阳。时值老共产党员庞继震出任县教育局局长,遂请崔贯一任县教育局督学。不久,又让崔贯一出任县教师讲习所所长,兼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从此,崔贯一与庞继震一起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新式教育,与教育界旧势力作斗争,并将男女合校,开启泾阳男女不同校的先河。同时以教学为平台,大量秘密聘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授课,向师生灌输进步思想和革命信念,在教育战线培育和积聚革命力量。崔贯一和庞继震明里暗里的异常活动,引起旧恶势力和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和仇恨,两股势力相勾结,极力阻挠教育革命,并阴谋策划除掉崔贯一与庞继震。

    1933年2月末的一天,崔贯一来到西安,欲与已先期来西安的教育局长庞继震共商聘请共产党人去泾阳教师讲习所和学校任教之事。目前县教师讲习所和几所学校,虽有部分这方面的师资,但还显得不够,他想再加强这方面的力量。见了庞继震后,两人约定晚上在居住于红埠街的泾阳同乡马步云家商谈。

    此刻,崔贯一就坦然地走在红埠街上,正欲进马步云家门时,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突然映入他的眼帘。他定神一看,便认出了人,原是在泾阳教师讲习所学习过的刘坚如。同为教育战线的革命人,但崔贯一与刘坚如多少有些面和心不合,说白了,不是推心置腹的战友。可在大都市见到同乡人,崔贯一心里还是很高兴,于是便笑着欲打招呼。但话还没出口,刘坚如便像猫一样迅速拐进了旁边的胡同。崔贯一不悦地唠叨一句:“这人真怪!”便没很在意地进了马步云家。

    崔贯一与庞继震有所不知的是,刘坚如早已叛变,表面装着革命,背地里却在干着带头陷害共产党人的勾当。当得知崔贯一到西安活动时,县党部便指使他秘密跟踪到了西安。发现崔、庞两人会面后,刘坚如便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特务机构告发:崔贯一与庞继震在泾阳网络共产党人宣传“赤化”,发动农运,现在又来西安密谋暴动。

    是夜,崔贯一与庞继震就聘请教师之事商谈至深夜,就住在马步云家里。第二天,两人顾不得休息,吃过早餐之后,就与马步云告辞,欲按照作晚商量的方案,一一上门去聘请党员教师。但两人刚出门,街边突然窜出4个人,将他们捆绑后,塞进一辆车里,押至西安市公安局。四天后,两人又被押解至西华门17路军军法处,被戴上脚镣手铐,分关在两个监室里。

    泾阳头号要犯被抓,在西安乃至陕西省国民党内引起高度重视,省政府、省党部、高级法院和军法处组成审判庭,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联审,甚至动用酷刑,逼迫庞继震和崔贯一承认是地下共产党员并煽动和组织暴动。崔贯一和庞继震临堂不惧,严辞驳斥,从容面对,竭力保护地下党,始终保持革命气节不动摇。

    得知崔贯一和庞继震被捕,云阳、泾阳地下党组织立即开展营救活动,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也纷纷呼吁营救。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于右任得知此消息,立即致电和专函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力陈崔、庞确为冤案,请予保释。 

    年迈的母亲得知儿子入监,日夜坐卧不宁。她卖了大黄牛,两次去西安探监。隔着铁窗母子相会,崔贯一见母亲憔悴不堪,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不禁泪流满面。母亲却安慰儿子:“妈好着,你不用操心,只管吃好睡好,心放宽,普天下的人都在营救你哩。”伟大的母亲给予了儿子力量和信心,崔贯一更加坚强起来。

    度过了“百日牢狱之灾”之后,经党组织外围多方营救和杨虎城将军做通内部工作,崔贯一和庞继震被保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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