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我的父亲谭文尧（谭绍渊）逝世40周年。

    我家住重庆市铜梁县土桥乡。从前家里没有什么资产，主要依靠母亲编织土布为业。我父亲虽然只读过几年旧学，但他天资聪颖，发愤攻书，勤学苦练，精通文笔，在旧政府当过小职员，也有一点微薄收入，一家人过着平凡的生活。

    我出生于“九•一八”日本侵华的第四个年头。我从懂事之时起就亲身感到，我们全家的生活都被那场腥风血雨、壮怀激烈的抗战风暴笼罩着。

    我父亲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对日寇的暴行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儿时的我，曾亲眼望见成群结队的日机从天空飞过，也知道到铜梁县城被轰炸的种种消息。外地涌来的逃荒人群，战场下来的伤残士兵，滞留在城乡形成一大景观。

    父亲当时爱看抗日救国的书籍报刊，曾经订阅重庆《新华日报》，不时向全家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什么淞沪会战啊，台儿庄战役啊，都给全家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给我们几个子女取名字都用心良苦，很有讲究。我们的书名是按“定”字辈取的：大哥定安，二哥定寅，姐姐定容，我叫定宇，然而生于1937年抗战爆发的弟弟，父亲却打破常规，取名“定倭”，就是决心要平定倭寇，打败日本。轮到抗战胜利后出生的老幺，又恢复惯例，取名定家。

    父亲言传身教，我们儿时就听他教唱抗日儿歌：

    一九三七年哪，日本鬼子进了中原，
    先打开了芦沟桥，后进了山海关……

    小学老师又教我们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抗日歌曲，玩“抓洋鬼子”等游戏。当社会上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时，父亲要我们全家响应，不买日货。我还看见父亲同情贫困的抗战家属，为他们免费办理“优待证”手续。对于流浪街头的难民乞丐，父亲也不时给予同情和资助。

    我在八九岁时，看到父亲写了一副对联：

    要想着收复失地；
    别忘了还我河山。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外蒙古宣布独立。有一天，父亲指着《中国地图》，对我这个高小学生说：“过去的《中国地图》像一张桑叶，东边的小日本像一根蚕子，所以我国一直遭到日本的蚕食。现在好了，外蒙古从我国独立出去后，《中国地图》就变成了一只公鸡，东三省就是鸡头，小日本这根蚕子就快完蛋了！”

    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当局对其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仍然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日本政客们坚持朝拜靖国神社，妄图抢占我国的钓鱼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等，都激起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愤怒。

    改革开放后，我和老伴曾旅游祖国的大江南北，还走出国门，去过泰国、俄罗斯和朝鲜。我的子女中，有的还到过遥远的欧洲、美洲和澳洲。然而我们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绝不去日本！这显然与我父亲的抗日情结有关。每当我徜徉在松花江畔，漫步在卢沟桥旁，站立在“大轰炸”展览馆前时，我都情不自禁地哼唱出激昂的抗日歌曲。在羊年的清明节，我写了一首“七绝”，以缅怀抗日战争牺牲的将士：

    清明时节感思多，抗日英雄斗敌倭。
    奋勇捐躯赴国难，丰功伟绩震山河。

    多年以前，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1938年出版的画报：《日寇暴行实录》。首页有军事统帅陈诚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写的序言。在这100页的画报里，用千百张染着鲜血的照片，真实记录了日寇烧杀抢掠的各种暴行。我如获至宝地把这本画报珍藏了几十年。最近我在《炎黄春秋》上看到重庆北碚区档案局新建《民间抗战档案纪念馆》，向全国征求纪念文物。当我告知有这本画报后，档案局高局长立即驱车来我们重庆文理学院，高局长说这本书无比珍贵，很有价值，我欣然同意将家父煞费苦心遗留的书捐献出来。几天后，我收到档案局寄来的《荣誉证书》和千元征集费。我能在耄耋之年，为向国人展出日寇侵华罪行做出微薄贡献，也是替父亲表达他的抗日情结，了却他的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