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夫，生于1924年，四川荥经人。1935年参加红军，1938年入党。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龙台雪战、百团大战等。建国后历任南口机车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长、第二通用机械厂厂长、北京机电局局长、北京市基建会副主任。1983年任北京市武警总队队长，后任中国武警部队副司令员。黄英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0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在“挎包大学”成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英夫历任护士、司号员，参加长征。

    1935年秋，一支红军部队打到了黄英夫的家乡，11岁的黄英夫软磨硬缠地当了红军，成了红四方面军许世友部下某部卫生队的一名“红小鬼”。

    一个月后，领导给黄英夫发了一张入伍登记表，他对着表格发愣。当大伙知道他是文盲后，就争着让他上“挎包大学”。

    一个老班长拉着他，指着挎包上面的两个红字教他念“红—军—”，又指着自己挎包上的两个字教他念“革—命—”。黄英夫回忆说：半个月里，我认完了全卫生队所有人挎包上的几十个字。此后，每有战士来卫生队看病，老同志就让我认人家挎包上的字。后来，他们再教我认墙上的标语“红军万岁”、“北上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要翻身当家作主人”。

    几个月后，黄英夫不仅从“挎包大学”学到字词，从字面上认识、理解了红军，更从红军行军中深深地理解了长征，学到了长征精神的精髓。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按照中央命令，分3个纵队向西康省北部进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和李先念率红30军89师先行开路。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第一纵队行动。部队行进到海拔4200多米的康北夹金山时，已经是隆冬。上山前，首长动员：行军中不坐地休息，上山不能说话，下山不能烤火，更不能用热水洗手脚、洗脸。这些都是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得出的经验！除了身上的单衣之外，部队还为每个同志配发了两双草鞋，御寒的辣椒、生姜和烧酒……上山时，气温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许多战士被冻僵在雪山上，衣服都被冻成冰筒，胡子、眉毛、头发被冻成“铁刷子”。

■　小战士黄英夫

    过草地时，每天宿营，战士们用树枝搭起一个小窝棚，再铺上随身带的油布，这就是家了。黄英夫从宿营地周边拣来柴草，用树枝架起三脚架，再用背包带把铜脸盆吊在上面给大家烧开水。同志们就用开水把青稞面冲泡一下，用手搅拌着吃。然后，他再用这只脸盆烧水给伤员擦洗伤口。

    黄英夫说：“长征是一所流动的大学，它使我学到了文化，养成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

    打好情报战 保障军事运输

    抗日战争时期，黄英夫在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4团、45团、34团任译电员、指导员、机要组长、核心组长等，参加了四川西康，甘肃泯县、渭源，河北石家庄、龙泉关、平山等20余次战役战斗。为粉碎敌人“蚕食”进攻和大“扫荡”，带领机要人员在极其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及时准确收报发报，研究破译敌报密码，传达作战命令指示，灵活运用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多次挫败敌人进攻，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　朱德同志到二七机车厂视察，右一为黄英夫

    解放战争时期，黄英夫担任工厂基层领导职务。1947年11月，任石家庄机车车辆厂党委副书记。1948年，任新港工程局秘书科长和党组书记。不久，任天津机车车辆厂副厂长和党委书记等。

    为支持解放战争，他克服生产设备落后，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组织铁路机车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攻关，全力搞好机车生产维修，保障了军事运输需要，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积极推进城市基本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黄英夫历任铁道部南口机车车辆厂厂长、党委书记，二七机车车辆厂厂长，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厂长，北京市机电工业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党委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主任，武警北京总队总队长等职，为北京市机械工业、基本建设，以及武警部队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北京武警总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首都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他代表武警部队参加了国庆节天安门阅兵。

    这一时期，针对机械工业建设起步晚，资金、人才欠缺的实际，黄英夫加强组织领导和科技创新，狠抓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导改建和新建了一批工业企业，积极推进城市基本设施建设，使北京市机械工业和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