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的早春，刚刚过了元宵节，父亲就把刚过8岁的毛泽东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邹春培老师的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

    父亲送泽东进私塾，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家业渐渐兴旺发达起来，但由于读书不多，总觉得差人一等。他看到岳父文家有不少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说话做事就是和自己不一样。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在一桩柴山讼案中败诉。本来是他自己有理，但由于识字不多，明明有理说不出来，而对方则引经据典，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结果他由原告变成了被告，人家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眼睁睁地看着柴山判给了人家。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没有文化害死人，痛下决心，一定要让儿子读书，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再也不吃眼前亏。

    私塾设在一座祠堂里。邹老师50多岁，开学的第一天，他把毛泽东领到东墙下的神龛前，神龛里的大红纸上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之位”。邹老师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它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照着邹先生的话，对着神龛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邹先生高兴地对毛泽东的父亲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父亲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和别的私塾一样，毛泽东在这里读书也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继而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但毛泽东读书和别的孩子不同，他读书从来不读出声来。邹先生要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邹先生说：“你特地来读书，不点书怎么行？”毛泽东说：“你不要点，我都能背下来。”原来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看会，因为他已经学会翻《康熙字典》了。当时流行一种教学生练字的方法，叫“填红蒙字”，就是先生搞出字样来，再让学生用毛笔在蒙在上面的纸上写。但毛泽东不愿填，他要自己放手写，写得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须先生劳神，大家给他送了个诨号，就叫“省先生”。

    毛泽东酷爱读书，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十分刻苦。他不仅在私塾里发愤读书，在家里也见缝插针地抽时间读书。在家里，他除了劳动，就是看书。夏天的夜晚，蚊子成群结队，一点灯蚊子全被招来了，他就钻进蚊帐里，然后在床头放一条凳，凳子上放一盏灯，把头伸在帐子外面看；冬天，屋里很冷，看书越到深夜，屋里越冷，他就把被子蒙在身上，躺在床上看。从1904年到1910年，毛泽东先后转学于韶山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和井渗里私塾，从师于毛咏生、周少希、毛宇居等几位先生。

    在私塾里，毛泽东还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很多书他不仅能背，还能默写出来，同学们说他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学习的时候，他总是专心致志，从不东游西逛，从不到别人的课桌前去看。作文的时候，老师出的是“破题作文”，他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作得又快又好，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

    在私塾里，毛泽东不仅熟读经书，各门功课都完成得很好，而且更喜欢看中国古典小说。《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志》和《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他都读过好几遍，书中英雄豪杰的故事、英雄豪杰的精神、英雄豪杰的本领深深地震撼着、影响着、感化着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当时，私塾里都不准学生看小说，因为小说是杂书，所以毛泽东起初总是偷着看，见老师来了，就把小说压在课本下面。时间一长，老师还是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但毛泽东都能背得出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还说：“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在私塾里不但酷爱读书和写作，也喜欢练字。他开始临摹欧（阳询）体，继而学习钱（南园）体，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后来他博采众家之长，尤其是从怀素的狂草中汲取精华，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毛泽东在私塾里读书，深得先生的器重，他对先生也很尊重。尽管他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对邹春培等私塾老师一直很怀念。1959年回韶山时，他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举起酒杯，为各位老人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老先生急忙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立即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但是，倔强的毛泽东对先生也从不屈从。

    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一天中午，天气炎热，邹先生因事外出，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学生温习功课。天资聪颖的毛泽东很快就把老师布置的功课作完了，于是，他就邀请几个同学到学校前的池塘去游泳。先生回来，正碰上他们赤身裸体地在水中嬉戏，非常恼火，便想惩罚一下这些调皮鬼。他要毛泽东对对子，对不出来就要用竹板子打手心。先生出的对子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立即对以“修身”。先生听后，也不得不连连点头。

    但是，在私塾里读书，一次打都不挨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私塾里的先生都信奉“严师出高徒”、“棍子底下出好人”的理论。平时，私塾先生的手里都掂着一根竹板，它的用场主要是打先生不满意的学生。打击的主要部分是手心，当然，有时也打脑袋、屁股。除了打板子外，主要的体罚形式还有“罚跪香”，就是跪在盛铜钱用的非常硌人的“钱板子”或砂石上，一根香燃完了才让起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体罚。

    毛泽东在私塾里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对父亲的粗暴态度也越 来越不满，并开始用学得的知识引经据典地反驳。父亲经常无端地骂他“不孝”，他就说：“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必先有‘父慈’，而后才能有‘子孝’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父亲说他“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父亲的年纪比我大很多，应该做更多的事，等我到了父亲的年纪，会比父亲干的活还要多。

    在上私塾的几年中，毛泽东对同学团结友爱，礼让为先。放学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些同学总喜欢抢头，他却从容不迫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十来岁就很有大人风度。毛泽东对人很有礼貌，但对于无理取闹的人，却从不信邪，力主治服。他常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怪，逢善就莫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