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杰出战略情报专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1918 年夏，阎宝航从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受聘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干事。1946年6月23日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赴南京呼吁和平。同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今吉林双辽）主席。1949 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阎家老店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从南京逃难到了重庆，我们家在重庆村17号。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后去了延安，我和弟弟明复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也和他们的感情特别亲近。

    抗战时期，很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衣食无着、没有住处，我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收容所。

    我记得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1939年5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也就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为了支撑这个家不断增加的开销，父亲于1942 年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有时妈妈还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一类的，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们也陪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妇女，即便在炎热的重庆，她也坚持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自己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那段时期日子过得紧张，但妈妈从来没有怨言。

    早在南京的时候，周恩来就开始把阎家尊称为“阎家老店”，褒奖阎家的仗义疏财。父亲的一位老友曾这样评论：“那时男男女女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水。老阎是万家生佛。”于是也有人称父亲“阎老佛”，“阎家老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一天傍晚，有人敲门。弟弟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东北青年，穿着一身破烂的补丁军服，明复赶紧把妈妈叫过来。青年告诉妈妈，他叫周茂林，跟日本人打仗时因日军施放毒气，他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后来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他就找上门来。说着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妈妈赶紧把他扶起来，让他洗澡换衣服住下来。周茂林原来是吉林农村的孩子，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眼睛又不好，妈妈留下他让他做厨师。开始他煮的饭都是生的，菜也烧不熟，后来才慢慢学会，妈妈还帮着他找了位四川的媳妇。抗战胜利后，周茂林回了东北，父亲后来还去看望过他。

    类似的故事在“阎家老店”有很多很多。几十年后，父亲当年手下一位普通员工的女儿告诉我，她7 个月时得了急性肠胃炎，她父母走投无路，最终找到我们家。妈妈把她手上唯一的一枚金戒指摘下，让他们当掉，换了3针珍贵的盘尼西林，救了她一命。

    “阎家老店”能支撑下来，与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大。母亲和父亲是青梅竹马，她是同村高家的二姑娘，年轻时唱山歌很有名。父亲与她结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她到河边，把她的裹脚布给丢掉，所以母亲是“解放脚”。

    母亲因为家里贫穷，没念过书。父亲每天早上总是去厨房教她识字，还给她起了名字，叫高素桐，后改为高素。父亲到青年会工作以后，母亲对城市很生疏且不识字，本不愿进城。父亲只好让我舅舅动员她，舅舅说：“你再不去，你的位置就让别人占了！”她这才勉强到了沈阳。母亲对父亲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结，凡是父亲做的事情，她都鼎力支持。父亲那时每个月都要把一半的工资拿去办贫儿学校。进城后，母亲把我爷爷、奶奶和姑姑都接了过来，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不容易，但母亲从不抱怨一句。

    母亲很要强，她一直努力提高自己。在沈阳，她每天晚上去平民识字班学习。大姐回忆，妈妈上课时由她带着我大哥和二姐。夜校设在一个大庙里，乌鸦到处飞。奶奶对姐姐说：“你妈妈不容易，非常坚强，你要多帮帮她。”靠着这股劲，妈妈从一个字不识到了后来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父亲到国外留学后，妈妈在国内自学英语，她在家用器具上都贴上英文名字。

    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母亲经常跟着他去参加一些活动，她落落大方，举止非常得体。有一次，南京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与宋美龄一起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她的一只高跟鞋鞋跟突然断了。母亲镇定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竟然没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笑谈。

    那段时间父亲仍活跃在国民党政府高层里。在重庆期间，父亲除了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1941 年6 月5 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夜间空袭，造成数千人在防空隧道里窒息而死的大惨案。时值盛夏，臭气逼人。负责善后的父亲在现场指挥运尸，一连几昼夜不曾合眼，最后竟昏倒在泥水中。

    但很少人知道，父亲此时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年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各种思潮交汇碰撞之地，这里也是共产党在东北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父亲结识了不少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共最早在东北建党的书记就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他当时就住在青年会里，在总干事的大保护伞下活动。那时他们从广东运来很多介绍共产主义以及列宁、苏共的书籍，就放在青年会里，父亲有时听他们讲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对此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1927 年，他曾向他的好朋友苏子元提出入党要求，结果因为苏子元去了苏联学习而不了了之。

    父亲一生的政治选择，与周恩来的关系很大。1937 年元旦，父亲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商讨如何营救少帅的问题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谈吐和修养给了他深刻印象，父亲还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在南京的接触越来越多。1937 年9 月，父亲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刘澜波叔叔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入党后，父亲对母亲和孩子们都保守秘密。他的真实身份只有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与李克农知道。不过父亲也公开地与左翼人士来往密切。陶行之、范长江、李公朴夫人、杜重远夫人等，都曾住在我们家，所以国民党内部对他身份的猜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一天，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曾很意外地邀请父亲到他的司令部见面，父亲身后还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刘峙单刀直入问父亲：“我是个军人，说话比较直接，你膝下6个孩子，4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反问一句：“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父亲接着又说，“孩子长大了，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不能拿脚镣、手铐把他们拷上，不让他们自由行动，再说他们也是去参加抗日的。

    我们后来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了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文件，其中一份赫然写着“阎宝航”的名字，上面有军统特务写的父亲活动记录。这证明军统已经注意到了父亲，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最终也没敢对他动手。张学良曾经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秘密战线

    父亲生前很少和我们谈及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他做过的事情也并不了解。很多事情也是在他去世后的很多年后才慢慢浮现出来的。为了了解父亲的过去，2000 年，我们委托一个朋友查了他的档案，发现父亲在1965 年曾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篇《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的材料。

    父亲回忆，1941 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合适这个工作。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父亲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罗申要求父亲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1941 年的一天，分别三四年的大姐明诗突然从延安回来了，是周恩来亲自把她送到家的。当时对外说的理由是她得了肺结核，回重庆来治疗。她回到重庆后，每周要去北碚两次，有时父亲也一块儿去。父亲给我买了小白鞋、白衣服，打着小洋伞，给我和弟弟穿得漂漂亮亮的，全家出行时坐轮船的船头，一看便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上层家族出去旅行，所以沿途也没有遇到任何检查。到了北碚，爸爸和姐姐他们到院里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一个院子前面的石板地上玩跳房子或跳绳，玩到黄昏。

    我们后来才知道，大姐是被派回重庆帮助爸爸工作的。当时董必武交给父亲一部电台，设在北碚，电台的译电员就是大姐明诗。她手里经常拿一本《圣经》，其实是个密码本，父亲交给大姐的情报，由大姐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通过交通员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而这个秘密交通员是妈妈的侄子高维升，我们喊他高大哥，大姐和高大哥往来于重庆、北碚之间，一直没被发现。

    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做情报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风险，在回忆里，他也只是淡淡地写了一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其实，他也有过一次特别危险的经历。1942 年夏天，当时在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任处长的徐仲航被捕。徐仲航是地下党，他不仅知道我父亲的真实身份，他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一直打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到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转报周恩来。所以徐仲航被捕后，沈安娜也非常紧张，不过沈安娜多次见过我父亲，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徐仲航被关在渣滓洞里，他是否会叛变，还是个未知数。父亲平常回来都跟我们打打招呼，问一下学习情况怎样，但那一段时间，他回家时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脸色也很阴沉。父亲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按理说，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自己领导下的情报小组将不复存在。有一天夜里，周恩来带着机要秘书王梓木到我家里，和父亲商量对策。父亲了解徐叔叔，坚信徐叔叔不会将他出卖，于是商定进一步了解徐仲航在监狱里的表现。

    我记得那段时间，母亲和大姐连夜做棉衣和棉被，托人给徐叔叔送去。我也很着急，但从小就被训练出来，也不多问什么。父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徐叔叔在狱里的表现，确认他没有叛变。另一方面，他找到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李济深。父亲说：“徐仲航是跟我多年抗日的老乡，他怎么会是坏人呢？”李济深于是亲自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这样徐叔叔走出了吃人的渣滓洞。

    徐叔叔被保出来后到了我家。那时他遍体鳞伤，特务用竹竿子把他肋条骨间的肉皮都割掉了，打得不成人样，但他一句也没说，保全了组织。事后徐叔叔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我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会设法营救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战略情报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我父亲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在此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及时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

    1941年5月初的一天，父亲参加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主的一个小型宴会，他感觉到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父亲见到于右任，问他大家为什么这么高兴。于右任在他耳边悄悄告诉他：“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 月20 日前后一个星期。”

    1941 年前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时希特勒已制订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德国方面将此计划明确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接到桂永清的密报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共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可趁此机会控制黄河以南的日占区，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所以他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很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