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战线

    父亲生前很少和我们谈及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他做过的事情也并不了解。很多事情也是在他去世后的很多年后才慢慢浮现出来的。为了了解父亲的过去，2000年，我们委托一个朋友查了他的档案，发现父亲在1965年曾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篇《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的材料。

　　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合适这个工作。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父亲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罗申要求父亲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1941年的某一天，分别三四年的大姐明诗突然从延安回来了，是周恩来亲自把她送到家。当时对外说的理由是，大姐得了肺结核，要她回重庆治疗。大姐回到重庆后，每周要去北碚两次，有时候父亲一块儿去。父亲给我买了小白鞋、白衣服，打着小洋伞，给我和弟弟穿得漂漂亮亮的，全家出动坐轮船的船头，一看便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上层家族出去旅行，所以沿途也没有遇到任何检查。到了北碚，爸爸和姐姐他们到院里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一个院子前面的石板地上玩跳房子或跳绳，玩到黄昏。

    我们后来才知道，大姐是被派回重庆帮助爸爸工作的。当时董必武交给父亲一部电台，设在北碚，电台的译电员就是大姐明诗。她手里经常拿一本《圣经》，其实是个密码本，父亲交给大姐的情报，由大姐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通过交通员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而这个秘密交通员是妈妈的侄子高维升，我们喊他高大哥，大姐和高大哥往来于重庆、北碚之间，一直没被发现。

    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做情报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风险，在回忆里，他也只是淡淡地写了一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其实，他也有过一次特别危险的经历。1942年夏天，当时在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任处长的徐仲航被捕。徐仲航是地下党，他不仅知道我的父亲的真实身份，他本人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一直打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到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转报周恩来。所以徐仲航被捕后，沈安娜也非常紧张，不过沈安娜多次见过我的父亲，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徐仲航被关在渣滓洞里，他是否会叛变，还是个未知数。父亲平常回来都跟我们打打招呼，问一下学习情况怎样，但那一段时间，他回家时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脸色也很阴沉。父亲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按理说，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自己领导下的情报小组将不复存在。有一天夜里，周恩来带着机要秘书王梓木到我家里，和父亲商量对策。父亲了解徐叔叔，坚信徐叔叔不会将他出卖，于是商定进一步了解徐仲航在监狱里的表现。

    我记得那段时间，母亲和大姐连夜做棉衣和棉被，托人给徐叔叔送去。我也很着急，但从小就被训练出来，也不多问什么。父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徐叔叔在狱里的表现，确认他没有叛变。另一方面，他找到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李济深。父亲说：“徐仲航是跟我多年抗日的老乡，他怎么会是坏人呢？”李济深于是亲自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这样徐叔叔走出了吃人的渣滓洞。

    徐叔叔被保出来后被接到我们家。那时候他遍体鳞伤，特务用竹竿子把他肋条骨之间的肉皮都割掉了，打得不成人样，但是他一句话没说，保全了组织。事后徐叔叔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他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会设法营救他，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战略情报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我父亲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在此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及时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

    1941年5月初的一天，父亲参加以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主的一个小型宴会，父亲感觉到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父亲见到于右任，问他大家为什么这么高兴。于右任趴他耳边，悄悄告诉他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

    1941年前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时希特勒已制订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德国方面将此计划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接到桂永清的密报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共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可趁此机会控制黄河以南的日占区，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所以他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很振奋。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跳都加速了。为了确认，他还是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父亲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正好工作组的交通员李正文在我们家，他让李正文将情报传递出去。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延安有一个联络小组，他们也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负责翻译这份情报的人叫刘毅夫，他后来回忆，拿到这份情报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几位重要领导都轮流看。然后由康生在电报上批示，将此情报“告友人”——也就是苏联方面。

    1941年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关于这一段，苏联元帅朱可夫后来是这样回忆的：“6月21日，斯大林从一个德军投诚人员口中得到确切消息，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使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来自中国的情报”，指的显然就是来自父亲的情报。由于及时接到命令，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后来的一切证明，正是这短暂的备战时间，使苏联免遭灭顶之灾。父亲回忆，此后不久，罗申告诉他：“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

    6月30日，苏方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这份电报写的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可惜的是，收报原件在1947年春天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

    在战略情报上面，父亲的第二个贡献是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

    1944年，陈诚交给父亲一个任务，要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这正好给了父亲一个了解情报的“尚方宝剑”。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是父亲老朋友宁恩承的内弟，而军委第三厅主管作战系统，当时国民党各个部门侦察得到的日军情报，都汇总到三厅。于是父亲以陈诚的命令为借口，向钮先铭要求看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材料。钮先铭很痛快地给了父亲，但要求他3天之内必须交还。

    这份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等全部机密，信息十分详尽。父亲拿到后，立即汇报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看到后立即命令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拍照送往延安，中共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

    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的分布，秘密要塞的位置，军事交通的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的清单，甚至还有日军所有连级以上指挥官的花名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一周之内便被彻底消灭。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红军在随后接收东北的行动中同样占尽先机。

    当年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经对100万关东军心存忌惮，所以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条情报对结束“二战”的进程也有不小的影响。我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父亲及其情报的历史价值也一定会被重新评估。现在想起来颇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这段经历无人过问，他本人也很少提及，所以留下了不少令人遗憾的空白。

    1995年，弟弟明复曾到莫斯科的俄罗斯档案馆查阅资料。在一堆有关中国的档案中，他看到了有关日本军队在伪满洲布防的军事情报。他立即填写清单调阅。不过这里保存的是一份照相文件版本：在硬纸壳封面上，写的就是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他认真地做了记录带回国内，经过有关方面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情报。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这就是父亲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由此也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在那次仪式上，罗高寿大使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值得一提的是，10年后，2005年，当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谈及此事，罗高寿还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年跟父亲一起战斗在秘密战线的几位战友，后来命运也各不相同：徐仲航解放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徐叔叔年轻时爱过一位姑娘，但她另嫁他人，所以徐叔叔后来终生未娶，当年大难不死的他并没有躲过“文革”这一劫。沈安娜与丈夫华明之解放后一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帮助传递情报的秘密交通员高维生大哥，解放后曾在外交部任职，1951年辞职回海城老家务农。当年亲手将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后来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他有幸活到1995年，在驻华使馆内亲自接受了属于自己的纪念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