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华汉公司董事长郑明德先生致辞

    2011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5周年忌日。有幸作为革命后代，被邀请参加了1月9日在国务院二招举行的国际周恩来研究会•北京金华汉公司2011年迎春联谊会。与周恩来总理侄儿侄女周秉德阿姨、周秉钧、周秉和叔叔，刘少奇女儿刘爱琴阿姨，周恩来总理卫士高振普伯伯、总理秘书纪东伯伯等革命后代及原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以及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等一起共叙“思周”之情。

 
部分革命后代和总理身边工作人员

    1972年2月25日，一个非常年代，一个平常的日子降生了一个平凡男孩。虽然是个动乱的年代，但在祖、父辈的庇护下，还是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健康、快乐和阳光的一代。

    一个平凡的生命诞生的同时，一个伟大的生命却身患绝症，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如果要说我和总理之间有什么渊源的话，也只有这点了吧。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的家庭受到了破坏，父亲死于非命，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回到了浙江老家，寄住在外公家。外公是和周总理同姓，刚到外公家的时候，母亲把我的姓改成了周，名改成了光泽，所以我曾用名也叫周光泽。我直到4岁才见到外公(由于外公的成分是地主，之前外公由于成分原因被送到浙江湖州改造)。我从小没见过爷爷，自然也没喊过谁做爷爷，只知道爷爷在北京。每每提到总理时，后边都带着爷爷两个字。虽然只是在广播里听过总理的声音，在报纸上看过总理的相貌，但我一直认为“总理爷爷”就是自已的爷爷。有时在商店里看到营业员把带有总理照片的报纸当作包装物的时候，我总会去抢，抢不到就哭，搞得大人们万般无耐。

    1976年当我还刚刚开始编织自己5岁生日母亲会给我吃几个鸡蛋的美梦的时候。一个寒风刺骨冬日清晨(1月8日)，我被继父和母亲的哭泣声惊醒了。仍然睡眼惺松，打算睡回笼觉的我，听到了广播里刺耳的哀乐。我揉着双眼，问道：爸爸妈妈，谁出事了呀？母亲哽咽着对我说：荣儿，总理爷爷逝世了。我当时莫明其妙哇哇的大哭起来。紧接着，大队的广播发出通知，全村人都赶往大会堂，制作小白花和黑纱。我自以为自己是“东家”，非常卖力地跟着母亲跑前跑后，还给后到的乡亲戴小白花和黑纱。一位平时喜欢逗我的叔叔，走到我跟前，很庄重的跟我说，“小洪(红)旗”，以后再也听不到你“总理爷爷”的声音，看不到报纸上你“总理爷爷”的照片了，你不难过吗？被叔叔这一问，我还真的大哭起来。大家各忙各的，也没人来哄我，我也就自哭自停了。

    从那以后，只要是见到周总理有关的图片和认得到的文字资料我都会收集起来，放在自已的“宝物箱”里。到了上学年纪，从学拼音到能断文识字，有关周总理的文章我特别能背，久而久之，我成了学校的“背书高手”，到了高中自然也就偏于文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