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十军一部景泰县城之战

    10月31日晚，攻打景泰县城的战斗打响。其基本过程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一部率先发起冲击，在一路突破了城外所有的防御工事后，由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配合，并以刚刚占领的城外碉堡为依托，迅即分两个梯队从东南角和西南角猛攻。由于事先捆扎的云梯长度不够，加之守敌火力猛烈，一次次强攻均未奏效。好不容易，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八连二排排长李求带领一部分战士在机枪掩护下登上了东南角的城墙，但也因人数太少，又被敌以强大的火力反突了回去。李求等壮烈牺牲。①由于地形不利并缺乏重武器的有效配合，攻城部队遂放弃攻占景泰县城的计划，于拂晓前撤离战斗。

    其实，这才是最能说明河西作战各种情景的第一个典型战例。它之所以典型，就在于它刚好与前面谈到的两个问题有联系——不管你把前面的仗打得多好，但由于你只是击溃和击垮了敌人，并且你击溃和击垮的这种敌人还基本上是以骑兵为主，因此，他们就很容易龟缩在某几个更便于防守的点上，从而增加了这些地方的攻打难度。而与之相应，我们的过河部队呢？由于兵力分散和弹药缺乏，许多仗想打也不能打，想打也没法打。特别是这种攻打城池的战斗，离开重武器，压制不住敌人的火力，你根本无从打起！实际上，这也是后来之所以不攻取大靖、凉州、甘州那些城池的真正原因所在。而据资料显示，弹药缺乏正是这个时期整个红西路军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②

    ①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第35-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②1936年11月上旬，红西路军的具体装备情况是：红五军“一千余枪，平均每枪子弹五发”；红九军“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红三十军“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10月第1版。

    红三十军一部攻占五佛寺黄河渡口

    其实，景泰县城不打也罢，对于整个渡河部队来讲，这个时期最关键的还在于能否切实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去一步步达成“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①的目标而去占领新的黄河渡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后续部队的陆续渡河，特别是当前面的虎豹口和后来的三角城渡口都相继失去后，此问题亟待解决。

    于是，同日，就在二六三团由席滩、双龙寺一带赶往大芦塘配合八十九师攻打景泰县城的同时，渡河部队立即腾出手来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红军以八十八师两个团自席滩、双龙寺出发，经城北墩、咬牙沟挺进五佛寺一线，先是在兴水杨家桥击破敌祁明山旅和韩起禄旅一个团的阻击，接着包围了驻守五佛寺的祁明山旅司令部及其一个营。眼见大势已去，敌祁明山旅不得不撤向武威方向。红军就此解除了景泰以东之敌的全部据点和防线，一举进驻了西源、老湾，并牢牢地控制住了五佛寺——这一甚为重要的黄河渡口。

    攻占五佛寺黄河渡口，无疑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后续部队的西渡黄河铺平了新的道路。剩下就是如何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等待其后续部队的渡河了，并由此让宁夏战役计划尽量抢时间的向纵深发展。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13页。

    景泰五佛寺抗日促进会成立

    在五佛寺，红军成立了由当地士绅李宗涛（又名秀山）为主席，张世权、张世昌、安立昌、宋永俊、田恩厚、沈农林、沈遂林、韦秉相等农民代表为委员的五佛寺抗日促进会（简称“抗促会”），组织进行群众发动工作。后据乡民回忆，一时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是抗日的队伍”，以及筹粮筹款和动员参军成了最热门的、被人争相传送的话题。更有人记得，“抗促会”不仅门口贴有由红军宣传员书写的“抗日志士请进来，卖国汉奸滚出去”的对联，而且所有具体工作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来展开。就这样，短短的几天时间内，红军和“抗促会”成员一起筹得粮食约10万公斤，生猪100头，银元1400块，以及一些中草药及御寒用的布匹和棉衣等物品①。

    记得2003年12月，笔者和同事王学宏一起曾专门就此访问过当年五佛寺抗日促进会主席李宗涛的后人李明哲、李元吉父子，并有幸搜集到一封当年由李宗涛生前用毛笔手书并间有铅笔改动的墓誌铭，其中一段写道：
 
    “五佛自古为景泰靖远以及宁夏的黄河重要渡口，乃兵家必争之地也，白匪祁明山旅司令部盘踞于此，白色恐怖黑云压城，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红西路军兵临景泰，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部一举击溃祁匪，一时间，五佛寺上下人心慌慌。李公深明大义勇为红军捐献粮食、生猪、银元、药物、土布。并发动群众创办‘抗日促进会’选举张世权、安立贵、韦秉相等九人为委员，李老太公为主席。此组织乃景泰地区最早的抗日组织。红军顿足景泰，促进会为红军做了大量的援助工作。解放后，李公被政府誉为‘开明绅士’、‘民主革命时期进步人士’” ②

    采访中，李明哲、李元吉还细细的说起了李宗涛当年反复讲过的一些故事，其中，一则是说，当年，李宗涛也曾一度颇有些要随程世才、熊厚发他们走的意愿。因为他们相处很好，也因为李不仅会些医术而且还能当个向导，红军很明显得有这方面的要求。只不过到了后来，由于再没有新的红军跟过黄河，并且这里的红军也要很快向河西走廊方向去了，因此，李宗涛犹豫来犹豫去的最终没能成行。一则是说，当年的所有捐助物品，红军都一一地写有借条，并且在上世纪50年代还专门由国务院派人做过统计，只不过所有的补偿都被五佛寺的村民众口一辞地拒绝了。

    记得当时听时，心头似乎也无大的波澜，但现在细想，这前一则故事何不大有深意存焉。想想，单单撇下他马家军不说，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能让我们今天大书特书，靠得是什么？用什么来维系？不就是“抗日”二字嘛！正因为要抗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摒弃前嫌的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团体、不分阶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口号，并也走过了一个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历史过程？虽然从事物发展的各种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上讲，打通国际路线也是并必然是全面抗战发动的一个条件，但其中奥妙能对外人道乎？道了又能获得多少认同？其实，这就是问题。所有的问题也几乎全出自这里。当然了，要从宁夏方向打通国际路线还好说些，因为那样还毕竟多少靠近一些日本侵略和进犯的方向位置，但如果向河西走廊进，问题就来了。“抗日”、“抗日”，日本人不在东北和靠近华北的地方嘛？这掉头西去，又算哪门子 “抗日”呢？无疑，真正的难点就在这里，解释的难度也在这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点，后来，当红西路军急需西进之时，中央就曾明确的告知：“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③并也有了后来徐向前曾一步步讲到那种“任务飘乎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了④。

    当然，这都属于后话。但这，也无疑是后人解读西路军的一把重要密钥。

    ①李树江主编《西路军在景泰》第82页，景泰县民政局，2010年7月第1版。
    ②李宗涛手书墓誌铭原件现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藏文物。
    ③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日记记载：“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2)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提供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红九军围困敌马禄残部于景泰锁罕堡

    好了，还是先说回来。红三十军击溃尾泉守敌后，乘胜追击，于31日在锁罕堡包围了马禄旅残部600多人马。下午，九军接手围困，并给马禄送去一封和谈信函，主要是宣传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走投无路的马禄为争取喘息时间，立即抓住时机派代表谈判，一来二去，达成了初步的口头停战协议。当时，为表达谈判诚意，马禄不仅给红军献出了部分粮食、服装，还将一部分急需的弹药支援了红军。作为回报，红军也网开一面解决了其被围人马的饮水问题。说来还有个插曲，据《徐向前传》记载，马禄谈判背后其实还有个马步青的背景。因为马步青毕竟和马步芳多少有些不同②，虽然他曾在红军西渡黄河的第一时间就向马步芳求援，也得到了马步芳先派3个旅又4个团驰援的承诺③，但由于马步芳的条件是要两家部队统归他本人任命的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一人调度，担心自己的部队被马步芳吃掉，所以还真是多少动了一点要同红军妥协的心思。为此，下面的谈判也就一点一点地尝试着。他还为此专程从武威赶到一条山附近的寺儿滩等候谈判结果。但由于马步芳青海援兵很快到达，并且自己派出的谈判代表张毅生又被马元海部击毙。所以，谈判也只能到此为止。

    ①石宝明《碧血雄风》，第4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②《徐向前传》第159页。
    ③《徐向前传》第159页。

    红三十军一部激战一条山

    11月2日，从青海赶来的增援部队两个骑兵旅及部分民团约16000多人已赶来寺儿滩投入战事。由于是要给马步芳争脸，并且还要给马步青的部队打气壮胆，3日，合兵一处的“二马”部队在新上任的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象是打了鸡血般的纠集起了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计20000多人，三路并进向一条山红三十军阵地扑来，妄图以此不顾一切地稳住士气或最起码能在一个有限的区域里挽回颓势。一时间，真是沙尘蔽日、枪炮连天，决战的时刻到来了。尽管主要是靠骑兵，尽管那骑兵也颇带一些骄横的气势，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指战员还是对敌人这种回过劲来的猛冲猛打予以痛击。遗憾的是，由于渡河以后的连连奔袭，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如何配合一方面军或者三十一军和四军西渡黄河方面，何况还是步骑对阵，同时又把战线从一条山到五佛寺的拉了个很开很开，因此，痛击的威力未免多少打了些折扣。也就是说，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迟滞性的而非歼灭性的。即便如此，英勇的红八十八师指战员还是通过以少胜多、机动灵活的战术和每战必胜的果敢，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特别是在秀水村红三十军军部驻地，由于战斗员过少，能接仗的主要是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组织的政工人员和警卫部队，且多以短枪为主，因此，一来二去，狡猾的敌人断定这里是红军的指挥机关，并发疯似的把主要攻击目标集中在这里，而且越到后来越不停手。特别是黄昏时分，由于惧怕红军部队相互增援，敌人更是不顾一切地聚集兵力向这里扑来。情势还真是危机到了顶点。好在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责任和其严峻后果，好在每一个人都是以誓灭此敌而朝食的姿态进行着战斗，终于，硬生生地把敌人的每次进攻都原模原样地打了回去，一个个的险情也因之化解。到后来，在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部从五佛寺赶来的情况下，李天焕又带领着后勤和警卫人员顺势出击，这才一番夹击合力杀出了一条血路。4日，敌人借着其马禄旅也赶来参战的优势，接着前一天的阵势，开始扑向红军一条山的所有阵地。仗真是越打越激烈、到了白热化程度。八十八师不愧是主力中的主力，并且还得到了八十九师及红九军二十七师一部的驰援，所以，整个局面虽危机频出，但基本上仍在掌控之中。

    此战，虽先后取得歼敌1000多人并击毙敌副总指挥马廷祥的骄人战绩，但也正是此战，由于敌人有着其骑兵为主和援兵不断的两个优势，使渡河之后的战场形势，慢慢地由“攻”转“守”，或者说出现了“攻”“守”易势的苗头。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记载，在这时他已经开始注意“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 ④的严峻形势，并不断地思考和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可惜，由于当时的处境真是太复杂了，充满了变数，这一切的一切还都仅仅是一个开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慢慢展开并逐一分析。

    ①马元海（1888—1951），回族，甘肃临夏人。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外甥，马步芳、马步青表兄，时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河西“追剿”红军的参战部队总指挥。后历任西北剿匪总部第2防区前敌总指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议等职。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衔。1949年10月在青海切吉滩草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后由人民政府按照约法八章予以宽大，1951年3月病死家中。                                      
    ②熊厚发（1914—1937） 原名熊发。湖北大悟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红四方面军中著名战将之一。1937年3月上旬，在三道流沟战斗中负伤，后随李先念率领的游击支队西进。因伤势严重，西进途中请求留下，军政委李先念为其出具介绍信并留下一个排兵力掩护。3月22日，熊厚发率领这一排战士在祁连山深处的草岭大坂与马家军搜山部队相遇，战斗中英勇牺牲。一说受伤被俘，被俘后被敌人极其残忍地就地用山炮轰杀。
     ③李天焕（1912—1986），湖北红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5月随左支队转战到新疆，1937年12月回到延安。后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总参警备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队第二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著有回忆录《气壮山河》。
    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25 页。

    红九军景泰大拉牌、雷家峡之战

    就在敌青海援兵赶到一条山并向红军阵地展开进攻的同时，11月4日上午，敌继续赶来解围的增援部队马全义团，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及马步青派出的马呈祥团共约6000多人，也相继集结于沙河井、黄崖顺、雷家峡直至大拉牌一带。午后，敌便开始依仗人数优势齐头并进的向红九军二十七师占领的刘家大院、雷家大院、骆驼店、学校和粮站发起频频攻击。红九军二十七师各部队利用地形和堡寨围墙之掩护，间以火力相互配合，一次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眼看不能得手，恼羞成怒的马全义以督战队驱使民和、乐都两县民团不顾一切地向红军阵地冲击。红军沉着还击，把这些被驱赶上来的民团一一消灭在了阵地前沿。战斗到下午，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仗着第二梯队的马呈祥部赶来参战并有三架飞机助战的优势，连连发起攻击。红军利用地形，加大火力给敌以重创，并在傍晚时分坚决反击，将敌彻底击溃。此战，共歼敌500多人，缴获机枪数挺、山炮3门。

    接着，11月5日上午，就在死伤累累的马全义、马呈祥部根本无力再战之时，敌人又聚集其第一旅、第二旅一部再犯大拉牌，而就在这个空档，赶来增援的红二十五师也把这些敌人逮个正着，一战就缴获其人枪各数百。而乘余敌溃逃之际，红军又一鼓作气利用雷家峡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展开截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步骑混在一起，前拥后推，互相践踏，死伤无数。红军乘胜追击中，还一举袭取了20公里外的镇虏堡。为此，四方面军总部面向全军发出《大拉牌战斗胜利捷报》称：

    “我二十七师以五个营之少数击溃敌步、骑五千余众，血战终日，卒获全胜，实可为全军之模范。望各（部）深入动员，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西北是我们的。”①

    字里行间，其战则必胜、勇猛果敢的意味溢于言表。

    ①1936年11月5日，《大拉牌战斗胜利捷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376—377 页。

    如何择定战机的多重考虑

    河西战局如是展开，那么河东“击破南敌”进行得如何呢？以及后续过河计划(即《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的“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是否也(仍)能如约实施呢？显然，这都是左右着河西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为此，面对河东战事正酣（“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流产后，河东红军的军事压力更大了），以及河西敌青海增援部队正陆续压上的事实，还有景泰一带“人户稀，粮缺水苦”，地形也不利“大部队作战”的实际①，徐、陈向中央建议：“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接待时，即向中卫、宁夏进”。要么仍循着这个思路“单独游击定远营”；要么在河东红军暂时无法抽身的情况下，干脆“以大部向平番（今永登）、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② 反正，不管怎样，都要非常具体的从目前面临的问题出发早做决断，以此，争取战场主动权能牢牢在手。

    ①关于这一点，在徐、陈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表述得至为详尽，如11月6日的第一份电报就继续讲到：“敌今猛攻我一条山阵地，因限于地形，不便出击。决将三十军在一条山、景泰、五佛寺一带部队，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锁罕堡线，便击敌。”“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明（七）日全撤收，拟于十日到达大拉牌，九军、三十军、直指均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而紧接着的第二份电报更是讲到：“连日战斗甚烈，敌伤亡两千以上。我二十七师排以上干部伤亡殆尽，不好补充。三十军子弹消耗七千余排。”“估计我军虽数次击溃敌，但因骑兵相当多，因地形关系，不能予以彻底打击，马敌尚可集中全力与我决战。因此我兵力不能分散，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集中三个军轮番前进，向目的地出动，决定求野外消灭敌人，争取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1、378页。
    ②1936年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65—366页。

    共产国际来电变更物资援助地点

    就在这应当考虑乃至决定渡河部队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关键时刻，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称：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①

    显然，共产国际的这一关于变更援助物资交接地点的电报，使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失去了其全部依据，而河西则成了打通国际路线的唯一选择。你想想，人家给你东西，说从宁夏方向给，你当然要去宁夏方向拿，人家说要从新疆方向给，你自然也要从河西方向取了。道理真是再简单不过。加之，此时绥远战事爆发，胡宗南又接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而海打战役流产后河东红军的军事压力不仅依旧而且是越来越加重了，诸因素都决定着打通国际路线不可能再从原定的宁夏这个方向进行。一切的一切都需进行重新的部署和决择了。

    ①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王明、陈云致中央书记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69—370页。又见《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5卷，第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既然宁夏战役计划(也即《十月份作战纲领》)不能实施了，既然共产国际确定要改从新疆方向来给中国红军武器援助了，那么，顺理成章，打通国际路线就只有也只能选择河西走廊这个方向了。

    而极为巧合的是，恰恰是这个时期，出于对景泰一带地域条件和敌人部署等情况的考虑，渡河的红四方面军又提出了一个进军河西走廊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放弃已占领的一条山现有地区，向大靖、平番（今永登）、古浪、凉州一带进发，从而尽可能地开创一个既有利于配合河东红军，也有利于打通国际路线的新格局。其核心是：

    渡河红军分三个纵队西进，“先消灭平番（永登）、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并“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①。

    这里，需着重指出的是，如果说，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制定该战役计划时还多多少少地循着《十月份作战纲领》中有关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思路的话，那么，随后，当完全得知打通国际路线仅由自己这支部队单独承担时，实施的核心也就必然转到了怎么尽快的靠近新疆上。因为，再怎么权衡，西渡黄河的目标都是以打通国际路线为重心，而与之前《十月作战纲领》的预设相比，这种打通，无疑路途更遥远了，力量更单薄了，将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就更大了。所以，快就成了关键，而这也决定了后来西进时并没有把该战役计划中所拟定的“消灭马步芳野外部队”做为重点，相反，却突出了其中另一方面，即“向全体说明本战役是随时进到抗日前线，打通苏联、外蒙、新疆，争取广大回、蒙、汉群众，创造巩固抗日新局面的关键，是先发制敌，有力地配合河右岸一、二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本战役意义，将促成西北国防政府的实现，奠定抗日战争稳固基础。本战役胜利地完成，主要依靠于统战政策广泛灵活的运用，在不得已与阻拦敌人作战时，亦能不失时机的进行争取工作”等内容。颇有些像长征时期在某个特定时段摆脱强敌的做法。而这，无疑都是我们解读西路军时需格外关注的方面。

    ①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1936年11月6日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377—379 页。

    中央制定《作战新计划》

    正是针对上述接踵而来的变故，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军主力11月份继续在现地区作战。12月上旬以后，以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以扩大苏区，扩大部队，解决给养；以四方面军没有西渡黄河的两个军（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的北路军逐次向东发展；徐向前、陈昌浩所部（即四方面军已经西渡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和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①

    这是一个极具根本性变化的决定，尽管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并且在征求张学良的意见时被其恳求着不要实施，②同时还自始至终都没有通知红四方面军已经西渡黄河的徐、陈。但正是这样一种决定，非常深刻的说明了以下几点：一是此一时期，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河东红军处境非常不利。如果蒋介石非要继续以不断加码的武力来解决红军问题，那么中央就必须对此有所应对，其中不排除像过去在瑞金一样，被迫进行离开现有根据地的再次长征。二是正因为河东红军军事压力难以解除，那么，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也就无法像《十月作战纲领》预设的那样，以“两个方面军主力(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主力)来完成，相反，迫于情势，无论是打通国际路线，乃至建立河西根据地，都要靠四方面军已经渡河的部队去单独完成。三是如前所讲，这种完成不仅是要改宁夏方向为新疆方向，而且具体路途也更加遥远和更具变数了。四是由于河东形势的不确定性和河西路途的遥远，最终也必然导致河西红军行动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结果，就是长期为河西红军加码一层策应河东红军的任务。五是对外解释工作难度加大。这世间事历来讲究师出有名，我们说抗日和为抗日打通国际路线，往宁夏方向似乎好说，但往河西走廊方向解释起来就难度很大。因为，这个方向毕竟远离日本侵占了的东北和准备侵占的华北方向。显然，这一切对红西路军来讲，无论哪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可惜的是，以往我们在解读西路军时，都有意无意、主观客观、多多少少的忽略了这些互为因果的方面。思之，实在令人扼腕！

    ①1936年11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即《作战新计划》）。《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6—387页。
    ②朱玉主编《李先念传》，第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中央及军委下达关于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的电令

    正是循着上述思路，1936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组织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的电令。电令称：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①。

    由此可见，西路军的组建是由党中央批准的，也是宁夏战役计划取消后，共产国际将物资援助地点改变为新疆后，以及中央提出了《作战新计划》的构想后，中央对渡河部队在称谓上的变化。这个名称的最早提出，还是在《作战新计划》中，即以“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的字样出现的。西路军之所以成立，是当时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那个特定时代各种条件的集成。

    西路军的正式成立，有利于渡河部队单独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和策应河东红军的一系列任务的完成。

    ①1936年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并各同志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4—395页。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组成和作战部队序列

    西路军全军共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

    ①陈昌浩（1906—1967）湖北武汉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委员。红西路军失败后于1937年8月回到延安，1937年9月30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10月15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1939年8月赴苏联，在苏联期间编译出版有《俄华辞典》。1952年6月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文革中受残酷迫害于1967年7月30日在家中呑服安眠药自杀，追悼会1980年8月21日召开。
    ②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西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失败后奔返延安。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第一纵队司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六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晚年在其《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军事文选》等著作中详细讲述西路军历史，对其进行拨乱反正。逝世后，按照遗愿，部分骨灰撒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中。
    ③曾传六（1904—1983），湖北红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任红31军、红9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37年5月随左支队突围到新疆。1937年12月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敌工部部长，八路军军法处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物资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地区贸易部部长、商业部副部长等职。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④李特（1902—1938），安徽霍邱人，曾用名徐李特。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红西路军参谋长。曾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的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军学校教育长、红三十一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等职。红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到达新疆，后与红五军政委黄超一起在新疆迪化被错杀。据刘士洪在1999年《炎黄春秋》第一期撰文记述，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霍邱时，李特的老母思儿心切，曾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在路边直等了三天三夜，待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1996年，与黄超一起获平反。
    ⑤李卓然（1899—1989），湖南湘乡人，曾用名李俊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石窝会议后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李先念等一起带领左支队辗转到新疆。1937年12月返回延安。历任八路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当选中顾委委员。晚年特别是最后弥留之际，多次郑重地嘱咐夫人和子女，等离开人世，一定要去河西走廊陪伴那些牺牲的战友。按照遗愿，全部骨灰安葬于河西走廊瓜州红西路军最后一战纪念碑旁。
    ⑥熊国炳（1898—1960），四川万源人，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记载，熊国炳之所以能当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方面是由于有着走南闯北的抬滑杆经历，较一般农民见多识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那个时期特别注重工农出身的历史背景。这与向忠发曾经当选党中央负责人的情况颇有几分相像。熊国炳在西路军失败后长期流落甘肃酒泉地区，后于1960年的一个清晨饿死于酒泉市泉湖公园门口，终年62岁。
    ⑦杨克明（1905—1937），四川涪陵（今属重庆）人，原名陶正，又名树成、洪陶尔。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早年曾历任川东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红三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委、独立师师长等职。1937年1月在高台血战中牺牲。因杨克明一直使用化名，所以牺牲后，妻子和孩子一直不知他的下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经相关党史部门考证，才终于搞清杨克明就是当年的陶树成，他年逾古稀的妻子在1985年杨克明牺牲近50年后前往高台祭拜，并为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捐赠了烈士生前用过的皮箱等珍贵遗物。
    ⑧王树声（1905—1974），原名宏信，湖北麻城人。时任红西路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失败后，率700余人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历尽千难万险，孤身回到延安。抗日战争以后，历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编为《王树声军事文选》。
    ⑨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政委。石窝分兵后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领导，率余部400余人成建制抵达新疆，1937年12月赴延安。后历任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在西路军问题上， 1983年2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极具针对性地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主要著作编入《李先念文选》。逝世后，按照遗愿，部分骨灰撒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中。
    ⑩陈海松(1914—1937)，湖北大悟县人。时任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九军政治委员。早年历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36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1937年3月12日，为掩护西路军总部和兄弟部队转移，在梨园口战斗中亲率九军两个团抗击强敌，英勇牺牲。
     ⑾郑义斋（1901—1937），原名邓少之，河南许昌人。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供给部部长。曾于1930年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和兼做秘密交通站。后受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历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川陕省委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等职，是著名的“红色理财专家”。1937年3月14日在石窝战斗中英勇牺牲。
    ⑿程世才（1912—1990），湖北大悟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三十军代军长。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李卓然、李特一起率左支队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1937年12月回到延安。后历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著有《关于西路军的材料》、《烽火年代》。

    红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

    1936年11月9日，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红西路军只能是11月11日以后的称谓）以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进发，以红九军为第二纵队从左翼向干柴洼进发，以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在红三十军之后跟进。11日，红三十军经新堡子、马家磨沟、裴家营抵大靖，一度遇到敌驻守大靖的骑五师祁明山旅一部兵出南门的阻击，对此，红军立即投入战斗，用有力的攻击将其击溃。虽然这次战斗时间很短，但也足以让这里的敌人从此龟缩城中不敢外出。为了减少伤亡和争取时间，加之此时的红五军业已跟进至大靖，红三十军旋即继续西进，并于12日，连续作战，一举攻克了由骑五师工兵营驻守的土门堡城池。此战，除敌一部溃逃外，在敌马步青工兵营营长马有明①率领下，约350人投降，其中约160余人经动员参加红军。在这里，作为右路主力，红三十军在留下了部分接应总部和第三纵队（红五军）的人员后，便疾速地向凉州、永昌方向直奔而去。

    红西路军挺进河西，是以三个纵队的梯次和左右路的配置进行的。作为右翼，第一纵队红三十军和第三纵队红五军的行军路线是经大靖、土门一线直奔凉州、永昌，并很好地占领这一带地区。做为左翼，九军和总部直属队是第二纵队，具体行军路线是从干柴洼、横梁山这一线直插古浪。目的是在红三十军和红五军占领凉州、永昌的同时，能在其侧后方向形成一个防守河西走廊的门户，从而遥相呼应实施下一步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根据地的所有任务。

    就在西路军做如此兵力配置并向河西挺进时，敌马元海利用其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集中全部人马，单一地对付作为左翼的红九军和总部直属部队。

    ①马有明（—1937）甘肃临夏人，回族。时任马步青骑五师工兵团营长，驻防古浪土门堡。1936年11月土门之战时率部投诚。后任红西路军回民支队副司令员，1937年3月在临泽梨园口战斗中光荣牺牲。

    红九军一战古浪干柴洼

    红九军由景泰向古浪进军中，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困难。先是11月9日，当红九军二十五师由景泰沙河井向镇虏堡一线集结时，就遭12架敌机长达4小时的轰炸袭扰，同时还遇到敌马朴旅马志武团和韩起禄旅马长青团的猛烈进攻。尽管为避免被动和甩开敌人，红九军且战且行，以昼夜不停的急行军经大板沟、干柴沟赶向干柴洼，但还是在10日拂晓，在刚刚击溃了守敌马福仑部并占领干柴洼的同时，就被马元海率马彪①等4个骑兵旅和部分民团尾追赶上。战斗打响后，敌人以步骑兵相配合，由东、南、北三面向红九军发起频频攻击。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军长孙玉清②和政委陈海松③各指挥一个师英勇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潮水般的进攻。整个上午就在这样的鏖战中一分一秒地度过。到了下午，眼看无法得手的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再次聚集力量，并在三架飞机的助阵下，发起了一番强似一番的进攻，一度还突破前沿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压了过来。为化解危急，红九军迅即把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交通队都编成战斗队，冲上去与敌搏杀。敌人突进一层，就被红军迅速反压着突出一层；敌人刚撕开一个口子，紧接着就又会被红军集中火力的打了回去。就此，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11日，不肯罢休的马元海再度卷土重来，坚守干柴洼阵地的红九军将士英勇战斗，直打得敌人死伤累累，其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司令部副官长苗玉青等也在战斗中被击毙。

    此战，虽毙敌100多人、战马50余匹，但红九军司令部一科科长刘培基④等200多人壮烈牺牲。由于人员损失几乎成倍于敌，这无疑是红西路军西进途中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失利。

    ①马彪（1885—1948），回族，马麒堂弟。时任第二防区前线骑兵总指挥，参加过一条山、古浪、高台、倪家营子等多次围攻红西路军的战事。抗日战争开始后，任陆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赴前线参加抗战，曾在河南尉氏、鄢陵一带防守黄泛区西岸。1939年4月，在河南周口至安徽界首一线同日军多次激战，击毙侵略军铃木支队长以下300余人，伤700余人，俘虏406人，迫使日军从淮阳撤退。1940年7月，所部被国民政府改编为陆军骑兵第八师，他仍任师长，不久，升任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中将副军长，仍兼骑八师师长。后受马步芳排挤，被迫离开军队闲居西安、兰州。
    ②孙玉清（1910-1937）湖北红安县人，红西路军九军军长、高台血战后任五军军长。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参加红军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及红四方面军第73师师长、91师师长、31军军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在酒泉南山地区与敌激战中被俘。押解西宁后，始终不被马步芳的威逼利诱所动，并留下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我生是为劳苦大众，死也是为劳苦大众！”及“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的千古绝唱。
    ③陈海松见本书。
    ④刘培基（—1936），甘肃临潭人。1931年参加江西省宁都二十六军起义。曾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参谋长，红九军司令部一科科长，1936年11月在甘肃古浪县干柴洼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