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红西路军浴血河西期间，是得到党中央全方位关注和重视的。这种关注和重视，不仅在于把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武器装备的重任交由红西路军单独完成，同样在于，为了保证红西路军能在接通苏联后顺利获取武器装备，一方面是不断加强了同苏联方面的联系，并同时指示陈云全力接洽苏联准备物资事宜及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获取这些武器装备等各种前期事项，另一方面，在红西路军的两次东返过程中千方百计地给予各种指示、指导。如西安事变后，在红西路军第一次准备东返的1936年12月24日前后，曾协调东北军于学忠部在兰州附近适当地予以物资补给，在红西路军第二次准备东返的1937年2月上旬，再次协调东北军于学忠部派出一两个师直接到古浪进行策应。而当上述计划一一落空后，中央又尽量通过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在南京的潘汉年与国民党方面反复交涉如何将凉州以西、肃州以东作为红西路军的长期防地，与此同时，还不断通过与顾祝同、陈立夫等人的接触来千方百计遏制和停止“二马”对红西路军的直接进攻。在这种种努力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还于2月下旬组建援西军，准备实施直接军事救援，尽管出于极为复杂的政治考虑，援西军的出动只到达了甘肃镇远一带，但对红西路军的各种营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特别是红西路军失败后，中央不仅及时指示陈云同志组织实施了在星星峡对李先念支队的接应，同时还由周恩来在西安组织人员到河西、西宁进行营救，并克服重重困难组织成立了“兰州红军联络处”，就近开展了对红西路军广大被俘和流落人员的营救工作。

    正是党中央、办事处和人民群众三个层面上的全方位营救或称三位一体的全力营救，先后有4700多西路军将士回到党的怀抱，千里河西至今留传着一段又一段动人的故事。

    红西路军组建初期中共中央对其的关怀

    其实，早在中共中央发布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命令的同时，即1936年11月11日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询问：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①

    接着，又于第二天以同样的口吻和语气给身在保安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去电，询问：

    “甲、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乙、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②

    一连串的询问，句句都体现着中央对红西路军的关心关切，并事事都是直奔着这个最根本的主题。一句话，当原定的从宁夏、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取消，当原本应由红一、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共同执行的接通苏联的任务历史地并也是单独地落在了红四方面军已渡河部队这一支队伍身上，加上河西走廊又怎么说都不是一个事先有着周密计划的方向，因此，不能不有此一连串的询问，不能不考虑情形不利时整个红西路军如何东返的问题。

    ①1936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7—39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1936年11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8页。
    ③这里需特别说明，这个时期以及之前，因《十月份作战纲领》预设的渡河部队不仅涉及红四方面军一部同样也涉及红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全部，更加之三大主力红军又是十月份才会师，因此，在具体指挥上，就似乎有一个红军总部的程序，并在这个时期也确实有过对之的意见征询，但其实，做为一种表象这也仅仅维持了几天，或者说也只限于11月份的几天，因为，由于西渡黄河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并由于很快又牵扯到如何策应河东、策应西安事变、以及配合划分防地谈判等一揽子问题，因此，在具体指挥上，正如李先念在1983年2月给中央的一封材料中所着意指出的那样：“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加紧苏联方面的协调

    形势的发展很快切入到了一个如何从河西方面直接打通苏联和建立河西根据地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主题上，尽管这期间还如前面反复讲到的那样又穿插进了如何适时策应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配合西安事变后的国共两党进行谈判的问题，让整个红西路军的进程变得异常的曲折和复杂，但最开始的目标指向还是简单明确的，这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以获取苏联红军援助的武器装备。为此，中央于1936年11月13日致电共产国际，称：

    “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①

    接着，又于11月23日、26日、12月6日、12月27日屡电红西路军，将与苏联方面的具体协调情况和中央对西路军的具体指示告知曰：

    “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②

    “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③

    “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⑤

    总之，就是紧紧围绕着接通苏联取得苏联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主题并以此为依托，红西路军的河西征战由此步步深入。

    对此，《陈云年谱》也从一个个侧面分段记述了相关过程，一是稍早的一段：

    “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成员还有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负责翻译）。代表团组成后，曾到共产国际的“留克斯”饭店集中三天。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陈云、滕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提出需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和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苏中边境。” ⑥

    二是陈云在1982年2月和1983年1月又不断谈到：

    “……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⑦“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⑧

    可见，这方面的史料相当清楚，尽管目前还明显地缺少一些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方面往来电报的佐证，但基本线索大体脉络十分清晰。

    ①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陈云并转共产国际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05页。
    ②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又：应该说，关于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却又反对“退入新疆”的问题，也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难点所在。尽管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还缺乏一些共产国际电文的有效佐证，但从目前能够检索到的资料看，这也的确是一个因素，因为新疆毕竟地处一偶。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就在其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可见，尽管写下这段文字的前提是只考虑从原先的宁夏方向提供武器，但在具体改为新疆方向后，其原有因素并不见得会完全消失，故有此一说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
    ③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1页。
    ④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4页。又：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2日日记记载：“收到政治局今天作出的决定。1166吨箱装货物(向中共提供的援助)。由外贸人民委员会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可见，从时间上推算，“二个半月后”应该可以送达安西。
    ⑤1936年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12页。
    ⑥见《陈云年谱》(中)第199-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⑦见《陈云年谱》(下)第291页。
    ⑧见《陈云年谱》(下)第318页。

    红西路军准备第一次东返时，中共中央曾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协调张学良部队策应

    当然，也正如前面反复讲到的那样，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武器装备虽然是红西路军征战河西的最终目标，但由于其中还穿插一些策应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和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具体任务，因此，中央对红西路军的关心帮助也是适时的和分步骤的。如西安事变后在红西路军准备进行第一次东返的过程中，中央就曾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防止内战爆发的角度，不断商讨过由东北军驻兰州方面的于学忠①部提供一些物资帮助的问题。

    1936年12月22日，时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专题谈及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配合时，就曾说过：

    “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东进能否到达凉州以东？如能到古浪、永登，尚可设法要于策应。”②

    毛泽东在次日给周恩来的回电中也具体谈到：

    “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③

    接着，24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称：

    “不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④

    而在同一天稍晚些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更是详尽地谈到了关于协调于学忠想办法的问题，电报针对红西路军东进所遇到的具体困难，明确讲到：

    “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⑤

    同时，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电告红西路军：

    “……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你们在接电报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⑥

    只不过由于整个形势很快向好的方向发展，后来，中央明确指示红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此次东进未能成行。

    ①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东北军重要将领，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政治态度与张学良高度一致。抗战胜利后在四川乡间闲居。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②1936年12月22日，周恩来、林育英、王稼祥致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5页。
    ③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7—498页。
    ④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1页。
    ⑤1936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2页。
    ⑥1936年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3页。

    红西路军第二次东返时，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周恩来设法让张学良部队就近策应

    1937年1月21日，红西路军开始第二次东返，为配合这次高台失陷后的被迫东返，毛泽东紧急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指出：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①

    24日，再电周恩来、秦邦宪，询问：

    “……‘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如何？盼复。”②

    接着，又于2月6日给周恩来发出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电报称：

    “（甲）马步芳、马步青杀害于学忠委派之甘州、高台县长及东北军在甘北之人员，马步芳之第三旅在民和布防，威胁甘省后方，此事于应注意。（乙）在目前甘省中央军尚未撤退之时机，为巩固兰州计，为推广驻区计，为防‘二马’和配合西路军计，于学忠最好能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丙）此事请即与于学忠商决，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需于之配合。”③

    可惜的是，由于这个时期，一方面，因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南京，整个东北军军心不稳，再怎么协调也难获结果；另一方面，随着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国民政府的一些大员们也都相继去了南京，因此，蒋介石的那个“不再剿共”的承诺保证也就随之无人与谈，所以也就更谈不上在河西这个地方的具体兑现了。④

    ①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秦邦宪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40页。
    ②1937年1月24日，张闻天、朱德、张国焘、毛泽东致周恩来、秦邦宪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50页。
    ③1937年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7页。
    ④其实，要真正搞清西路军问题，彻底了解河东与河西间的不同，至为关键。因为，对马步芳这种地方军阀来讲，由于毕竟有着不同于中央军的特点，所以蒋介石完全可以装出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放手的（确切说是“明制止，暗支使”）任其把内战进行到底。反正退一万步讲，无论如何，他蒋某人都不会承担打内战的责任。因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马步芳，比起他自己的那些中央军嫡系，有谁不是异己呢？既然都属异己，其相互间的争斗，又有谁能怪罪到他蒋某人头上呢？另，也正因为红西路军的失败，也许就让蒋介石敢于决心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因为在他看来，既然连马步芳这样的地方军阀都能把三分之一强的红军干掉，那么，让自己十分头疼的中共问题就完全可以等将来腾出手时再说。

    通过加紧同国民党进行的防地和改编等一揽子谈判，缓解红西路军的军事压力

    划分红军防地和随之进行改编，这时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当口。因为，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已经承诺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由张学良转告周恩来，云：

    “蒋主张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这期间，虽未具体讨论过红军防地划分和改编人数等细节问题，但由于总体意向已然非常明确，因此，如何在蒋回到南京后即通过这样一种谈判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缓解西路军的危局，无疑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