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底，母亲所在部队达到延安后，驻军在离延安15里的延店村。经过整顿调整，曾经患难与共、经历了过雪山、草地幸存的战友们，将按照组织的需要奔赴延安各个新的工作岗位。这对于母亲来说，既兴奋又激动。但要与共同经历过艰难困苦和生死危险的战友分开，心中又是那样的恋恋不舍。而母亲心中最盼望的，是能够去学习文化，赶快摘掉文盲和睁眼瞎的帽子，做个有文化、懂得理论的革命战士。从在家乡四川巴中新田湾第一次听到红军宣传动员穷苦人参军闹革命开始，她就对那些比她大不了几岁的红军战士、宣传员们，充满了羡慕和佩服。心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啊！

    长征时，母亲在红四方面军88师医院担任护士排长。她想，这次可能会分配她到延安的医院去当看护。但是春节过后，她接到的却是去延安妇女商店卖鞋的工作通知。母亲心里一惊：怎么把她这个看护分配到商店去卖鞋子呢？但她又想到领导和老同志们的教导：革命工作就是需要，工作岗位就是责任。既然分配自己去商店，那肯定是商店的工作需要她。尽管她根本不知道做买卖是怎么回事，也从来没有叫卖过东西，甚至都不认识钱币，但还是很痛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

    不过，她的心里是既紧张又着急，生怕自己做不了这个工作。老同志开导她说，着急、紧张有什么用？不会就学呗！谁从娘肚子里出来都不是圣人。看看那些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团长、军长，再看看红军妇女独立团喊操的女娃子们，有几个不是在干中跌打出来的！母亲想想也是：没有革命，自己出不了火坑，也到不了队伍上。到不了队伍上，还不是什么都不懂、都不会，到头来，只能是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奴隶。于是，母亲主动找领导说，她一个睁眼瞎能学会当看护，就也能学会卖鞋子。还说是革命解救了她，革命需要她做的工作，她都热爱，都会努力去做。所以，母亲非常自信地打起背包到延安市场沟的鞋店报到。

    母亲去了才知道，商店卖东西可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商店很小，只有一间房大。店里除了有限的一些鞋子，再没有其他的东西。虽然前来买鞋的人不多，但几天一次的什么对账、盘货，实在叫母亲头痛。再说，母亲岂止是不认识钱，从小根本就没有见到过钱。卖鞋子又收钱又找钱，她怎么做得来呢。母亲觉得当看护学学就可以，而在商店卖货，可不是看看就会的。于是，她第一次懂得和体会到什么是“难”。然而她并没有打退堂鼓，因为她亲眼见过自己身边的好多女战士，她们中没有几个有文化识字的。可是她们在队伍里，喊操、做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做报告、带兵打仗等样样都学会了，尤其是妇女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她们好多地方都比男同志们还强。母亲又想起动员她参军的那些女娃子和李元发大姐，相信她们能干的，自己也一定能行！于是，她就先从认钱开始，不厌其烦地向先来的、有经验同志求教。学习中，她知道了识数儿和收钱找钱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当中又有加又有减。当母亲学会卖鞋子收钱找钱后，她对与商店的事也关心起来了，什么搬东西、整理鞋子、打扫卫生等等，她都抢着干，慢慢地对商店也有了感情。母亲曾对同事说过，这会儿真要调她去干别的，她还有点舍不得呢！

    哪知好事不长。没多久，因为商店鞋不多，而且当时的延安人几乎就没有钱买鞋，所以商店总是很冷清，那么多人都闲呆着没事干，都看着别人忙忙碌碌，心中也很不是滋味。正巧领导要对人员进行调整，准备留下几个调走几个。母亲虽然表现不错，但因年龄比较小，就又成为再次分配工作的对象。

    没过几天，母亲被通知到延安北门内的中央二局当洗衣工，给那些学习无线电和报务的学员们洗衣服。这个调动让母亲感到有点意外。她以为会调她去医院，没想到又调她去做洗衣工。

    起先，母亲对这个工作有点想法。她觉得到延安来的人，都是来革命的，怎么学员还要有专门人给洗衣服呢？那不是又出现人剥削人了吗？后经领导介绍，知道这些学员中许多人都经历过斗争考验；不少人有知识文化，放弃优越城市生活到延安参加革命；还有些陕北当地的年轻人，也冲破种种阻力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总之，他们都是些革命好同志。而学校将根据革命需要，准备把他们培养成无线电和报务方面的专门人才。为了让他们更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在生活方面就关照得多了一些。领导还特别讲明，学习和洗衣都是革命工作，学员和洗衣工都是革命战士，只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岗位不同。并且鼓励调到新岗位的同志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争取更大的进步。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也不识什么字，但领导讲的这番道理她听明白了。她认为自己这个经过长征的战士，应该带头做好为他们洗衣服及其他服务工作。而且这时母亲也懂得了一个道理，即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分配你做的，就肯定是革命最需要的。所以，母亲二话没说，痛快地服从工作的需要，去当了一名快乐的洗衣工。

    陕北的二月可冷着呢。当年的延河有水，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你要在窑洞外站一小会儿，就能冻得透心凉。在母亲看来，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比过雪山草地没吃没穿强得太多了。所以，母亲一天出来进去多少趟，洗了晒，晒了洗。她舍不得使用缸里的水，总是抱上一堆脏衣服拿着盆，去延河凿冰洗。手虽然冻得又红又肿，但看到窑洞前晾晒的干净衣服，母亲心中也是高兴得很。这样，她也就越发起劲工作了。她希望学员们不为洗衣等一些杂事情分心，能全心全力学习得更好些。

    虽然分配母亲是做洗衣工，但凡是为大家服务的事，她都抢着去做。她认为服务是为大家，所以无论什么事情、什么工作，自己多做一点都是应该的。有时要是听到领导表扬，她还总是显得很不好意思。

    和她一起分配来的那些小女娃，不但羡慕她的能干，还都挺佩服母亲做事的积极主动、利落和能吃苦。她们说，走过两万五千里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母亲却觉得自己没什么。因为她不会说谦虚的话，就很真心地对她们说，自己是受苦人出身，从小当过地主家丫头也做过童养媳，就是在苦累和贫困中长起来的。再说，洗衣工作有什么累的！跟在地主家受的苦和累简直没法儿比。那时是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现在做的是革命工作，感觉和心情根本不一样。母亲还对她们说，自己过去没有学习认字的机会。现在，虽然不是专门学习，但能为集中学习的战友们洗衣服，这也是组织的信任，感到很光荣。有时，她也对小姐妹们说，是红军、是革命解救了她，所以革命需要她干啥，她就干啥。而且她觉得，革命工作是没有分内与分外之分的。母亲的真诚、朴实和热情，赢得大家的了解和喜欢。至今70多年过去了，每当母亲回忆起当年洗衣工的生活，她依然充满深情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