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南革命政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６７页】。并指示湖南省委:“集合现有的湘南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国农民暴动，恢复全省政权”【注: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了割据“以汝城县为中心”包括桂东、宜章、郴州等县的湘南割据计划。军事上,明确提出:要“组织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公开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湘南秋收起义要成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成为革命的中心,动摇乃至推翻湖南的唐政府;请求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之惠、潮、梅农军他调,立即由郭亮率领浏平农军千人奔赴汝城,再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个团到汝城去”。组织关系上,明确指出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后,则受粤政府指挥,湘南特委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可见,《湘南运动大纲》为湘南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乃至具体工作上的准备。后因客观形势的变化，这个起义从湘南改在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一带发动，但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以后的湘南起义作了许多准备，特别是湘南特委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了贯彻省委关于暴动的计划，成立了“湘南行动委员会”，加强了对武装起义的领导和准备。朱德、陈毅作为南昌起义前委的主要成员，对中央的《湘南运动大纲》这一系列决策是清楚的；作为大军事家，对《湘南运动大纲》在当时的革命价值也会心领神会。
（二）汝城“新湖南”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保存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这批革命骨干成为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事变、广州“四•一五”事以及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广东省惠、潮、梅三州农军，宜章、郴县、资兴、永兴、桂东农民自卫军转移到汝城集中保存实力。在汝城，这些农军又与来犯的反动军队进行了艰苦斗争。其后，经过了汝城“新湖南”洗礼保存下来的汝城、桂东、永兴、郴县、宜章、资兴等县的农军参加了湘南起义，成为湘南起义的农军骨干。尤其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的主要人物陈东日、武文元、夏明震、高静山、郭佑林、李涛、朱良才、何日升等人不仅参加了湘南起义，还成为红军将领和苏区地方领导人，其中李涛、朱良才成为了开国上将，何日升协助毛泽东起草《井冈山土地法》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任兴国县委书记。
（三）汝城“新湖南”的武装割踞之势，为湘南起义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革命经验不足，从地方到中央存在只重视城市武装斗争或只重视群众运动、土地革命而不能兼顾的问题。汝城“新湖南”之所以能在“马日事变”后还形成了时间持久、规模空前的武装割踞之态势，关键因素是坚持了武装斗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工会，开展插标分田，大规模进行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进行工农专政。这些经验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有极强的先导性，倍受党内有识之士的关注，八七会议后中央开始强调武装斗争要与工农革命运动、土地革命相结合，《湘南运动大纲》也规定“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朱德、陈毅认真吸取了这些教训，湘南起义一开始，他们就注意把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正如肖克所说：“从三月五日第二次收复耒阳到四月三日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朱德同志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注:肖克主编：《南昌起义》第８６页】。
（四）汝城“新湖南”优越的战略地位，为湘南起义提供了理想区域。前面所讲汝城“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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