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如果你喜欢往外跑，喜欢在‘国中之国’的租界上去转转，那你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类的难堪的事情，你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滥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

　　这一切，给方志敏留下的深刻感触是“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

　　不久，赵醒侬以党组织的名义委派方志敏先行返赣，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

　　1922年8月29日，一声汽笛，江轮启动。方志敏与赵醒侬等挥手告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沪上之行。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激情澎湃，写下一首诗《 血肉》：

　　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啊肉啊！/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盆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装得重压压地铁箱皮箱，/里面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吴淞轮次

　　结识邵力子

　　1922年7月中旬，方志敏由在上海《民国日报》做校对的罗漫（罗漫是方志敏在南昌“甲工学校”时的同学）陪同，走访该报编辑部。其实，方志敏早在南昌、九江读书就与《民国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民国日报》是1916年1月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的，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同年6月，该报总经理邵力子砍去了原先一些庸俗的栏目，开辟“觉悟”副刊。他除了亲自任副刊主编外，还请新文化运动的勇士、我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协助。这样一来，该副刊便颇具革命色彩。所刊文章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邵力子一度每日亲撰短评、时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当时《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吸引了许多像方志敏这样的革命青年。

　　方志敏接触上海《民国日报》时，正是他思想逐渐成熟，处于由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向社会主义信仰者的转变过程中。就在这期间，方志敏除了经常在“江西改造社”主办的刊物《新江西》上发表作品外，还常常给《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投稿，常常有感而发，投书报馆，提出问题或申述自己的见解。方志敏思想活跃、剖析问题独到、文笔流畅，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有一次“觉悟”副刊登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描写了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这在方志敏思想上引起了震动，便投书报馆，发表了赞同进步学生针砭时弊的见解：“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被吊起来打？”邵力子看了方志敏的信，颇有感触。他亲笔复函，赞扬方志敏见解深刻，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并希望他常写些诗文，揭露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

　　方志敏和罗漫来到《民国日报》报馆，正好遇见邵力子。邵力子对两位青年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告诉方志敏：“我刚编发你的诗作《呕血》，想不到你又跑到上海来了。”说着，他便让人取来一份7月11日的报纸，指着“觉悟”栏给他看。方志敏看见自己6月21日在九江写的《呕血》刊登在报上，十分兴奋，说了一些感谢的话。邵力子打量着方志敏瘦弱而欣长